1、求沈从文《长河》故事梗概。
长河》为沈从文名作，是作者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随记。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又一曲挽歌。跟随作者叙述的目光，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
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沅水流域上游有一条支流叫辰河，辰河的中部小口岸是吕家坪，吕家坪上住着当地商会的会长，还有驻扎着保安队。河下游约四里一个小土坡叫“枫树坳”，坳上有个滕姓祠堂。祠堂前后有十几株老枫木树，祠堂前老枫树下，摆摊子坐坳的，是个弄船老水手。枫木坳对河萝卜溪有一大片桔子园，园主滕长顺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小女儿夭夭最漂亮，外号“黑中俏”。那一年，桔子又丰收了，桔子树上结满了硕大的果子。
老水手从摊子前来往的过客那里听说“新生活”就要来临，这种“新生活”在他看来似乎不是什么好事情，于是他有了一点“杞忧”。他过河告诉长顺，然而长顺非常坦然并不以为意。吕家坪上的会长也从辰溪县归来的伙计那里听说“新生活”就要来了。其实，“新生活”并不会这么快就来临，但是，保安队长来了。他在会长那里收下了每年的保安费，同时还带走了会长预先开好的收据。为了答谢各方人情，会长在长顺处买下了一船桔子，长顺家包括夭夭在内开始摘桔子，老水手满满也过来帮忙。保安队长同样看中了长顺的桔子，但是他采取了讹诈的手段，饱经世事的长顺没有中计，队长生气了，幸好会长从中调停，才算平息。这一卷的最后写的是社戏，桔子丰收了，为敬谢神灵长顺请来浦市戏班子来唱了几天戏，人神同乐好不热闹，一切似乎还是和原来一样。
小说只写完了一卷，“新生活”会来吗？
什么是“新生活”？我想暂时将这个问题悬置。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洞庭湖西南辰河一带盛产桔子，而桔子也贯穿了整部作品，我的解读先从桔子开始。
2、请问罗曼.罗兰的音乐小说、长河小说应该怎么解释?
音乐小说：这是小说和音乐两种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成功典范。《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音乐小说”。它最显著的艺术特点在于它有交响乐一般的宏伟气魄、结构和色彩。从结构上看，小说各卷有如交响乐的几个乐章，有序曲、发展、高潮和结尾，即少年、反抗、悲歌和复兴，气势浩荡，浑然一体。更重要的是，音乐渗透在主人公的生命活动中，“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乐的宇宙中的，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在他听来都是音乐”，“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莱茵河水的奔腾，风雨雷电，田野泥土的气息，都在他的心里化为乐句，既是人物的音乐感，又是人物的心理活动。音乐成为作品中跳动着的灵魂。作家以其精湛的音乐修养，使这部长篇具有了交响乐般的宏伟效果。
“长河小说”即多卷集长篇小说，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七卷的序言中写道：“在我看来，《约翰·克利斯朵夫》始终就像是一条长河。”长河小说的称谓得之于此。《悲惨世界》、《人间喜剧》、《卢贡－马卡尔家族》都可算作长河小说。
3、《长河》书评
每次读罢《长河》，总会引起一种惆怅。跟《边城》相比，《长河》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书中的夭夭也跟《边城》中的翠翠一样，有着活泼的天性、善良的心地和一些美丽的幻想，她身边的水手、船长、橘子园主人，也有着同样的心地和助人的热情，如果没有发生变故，她们都应该有着一个完美的结局。《边城》里的翠翠最后无法与大老或二老在一起，她只有独自等待那渺茫的“明天”；夭夭本应该有着比翠翠更好的命运，她有意中人，有更多亲人的关爱，但正如书中不止一次着意渲染的浓浓秋意那样，夭夭的命运似乎也正如秋意一样，本该灿烂的人生，却有了一种淡淡的隐忧和哀愁。 试着比较翠翠的悲哀和夭夭的不幸，我们便能颇有意味地发现，她们俩的悲哀有着如此的不同。造成翠翠悲哀的结局似乎能更多地归结于命运的捉弄，翠翠本身是没有错，她天真的性情，对一个水手的初恋，这对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们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结到这个美丽的女孩身上吗？老船夫、大老、二老都是善良的人，为人厚道，都对翠翠怀着一颗善良的心，那也没有错，所有的人都没有错，那么悲剧的原因，就只能归于那难以言说的神秘命运了。到了夭夭这里，所有不幸的产生似乎不能全部归于命运的捉弄。夭夭仍如翠翠那样天真善良，老水手、橘子园主人仍如《边城》中的老船长那样厚道，但通读这部分，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悲凉的氛围，《长河》才写完第一部分，书中并没有交代夭夭最后的结局，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现有情节的发展，大胆地预测夭夭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对于夭夭不幸的原因，书中是有一些暗示，一是对“新生活”到来的恐慌；二是保安队长对夭夭的“主意”。而这两个原因归纳起来，都可以归结为社会人事的变动。《长河》就是一部讲述社会人事的变动对自然人性侵蚀的小说，一部讲述动荡的社会对美的摧毁对人性破坏的小说。在沈从文这里，似乎正应和着社会进步与道德堕落之间二律背反的规律。 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情的形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的养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的个性和心理的形成，完全来自于外部社会环境的作用，但当两种不同的环境相互碰撞时，人性的形成就变得颇为复杂。翠翠、夭夭的善良正代表着边地人们的淳朴，当遇上外部的势利环境，人性原有的淳朴被功利虚浮侵蚀时，悲剧就产生了。读罢《长河》，人性的环境遇上功利的环境而不得不退让的那种感慨，以及感慨后的惆怅也就产生了。 当自然的人性遇上了功利虚浮的侵蚀时，要么退让，将淳朴的人性变成功利的人性，要么把功利的人性改造成顺应自然的人性。后者只有思想的伟人才能做到，多数人属于前者，功利的现实性实在比抽象人性的诱惑力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当前物质利益日益变得重要的时代，人性被挤到了人生的边缘。如此关照，《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的美就变得尤为可贵，翠翠、夭夭也就不仅仅只是她们自己。在当今时代，《边城》、《长河》在对人心的警示上也还有某种持久的魅力。现在，离沈从文先生写《长河》的时间已快过去六十年了，在这世事的沉浮中，又有多少自然的人性扭曲臣服在功名的威严下，多少像翠翠、夭夭那样的美在世俗中消逝，多少世俗的黑手遮蔽了人性的光辉？当我们听到诸如“道德多少钱一斤”、“金钱至上”的言论时，心里就会有明确的答案。 势利是对淳朴人性的戕害，人性则是对受伤心灵的抚慰。在世俗的环境里，从小受着势利的影响，我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被扭曲，善良的天性一点一点地淡去，甚至完全让位于那并没有什么价值的势利。长期以来，我们受到了势利的毒害，就一边在指责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势利时，也在戕害着自己的心灵，对别人报之以势利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摧毁着人性的美，忘记了我们自然的本性在各种势利的夹缝里痛苦地呻吟。在经历了势利的人生之后，看到《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我们便会嗤之以鼻，以为那不过是书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能放弃那美的人性吗？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还是作为人而存在的话，人性便不可抛弃，如同人不能空心而活一样。如果我们还对人性怀有一点希望的话，翠翠、夭夭的美，又何尝不是我们对理想人生的一种向往？ 有人在，就有人性的光辉在，就有人的淳朴善良在，但愿这不仅仅是一种渴盼。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但愿人性的长河长流不尽！
4、长河的作品赏析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第一章《人与地》，就是写三十年来沿河居民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大略情形。这里盛产橘柚，陌生人路过橘园，若要买，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卖。“入境问俗”，“不卖”和“不许吃”却是两回事，你尽管摘来吃好了：“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样的开篇，先写仲夏橘子开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随处堆积，如一堆堆火焰；再写让路人管饱吃橘子却不收分文，如此笔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沈从文又在写他拿手的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像《边城》里，过渡人如果抓一把铜钱掷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着塞回那人手里。不过这一次，沈从文却想在淳朴的风俗之外，关注另外的问题。所以他紧接着就写，“到把橘子吃饱时，自然同时也明白了‘只许吃不肯卖’的另外一个理由。”原来是橘子太多，不值钱，不好卖。“出橘子地方反买不出橘子，实在说原来是卖不出橘子。有时出产太多，沿河发生了战事，装运不便，又不会用它酿酒，较小不中吃，连小码头都运不去，摘下树后成堆的听它烂掉，也极平常。”战乱影响了橘子的外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写这地方的人事。从屈原放逐到此写出《橘颂》两千年来，虽然多少有些改变，却依然不过是随着季节轮换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但是这些年，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现代”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呢？从人来看，譬如说，谁家的孩子上进，读书好，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色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点“现代文化资本”的儿子来。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总体的“现代”进程中，“现代文化资本”令人生畏起敬的优越性，时时处处可以找到佐证。时光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从他的诗篇里能够感受到四季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的优秀诗人海子，广大贫瘠的乡村找到了他的歌手；可是，你也许想像不到，“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教师。” “现代”的权威，从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儿子呢，“儿子自以为已受新教育，对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认为腐败琐碎，在老人面前常常作‘得了够了’摇头神气。
……到后在本校或县里作了小学教员，升了校长，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员，县党部委员，收入虽不比一个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点‘官’气，”一来二去，就成了“当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想又新，当然就要‘革命’。”“革命”不出两个公式：一是与有“思想”、又“摩登”、懂“爱情”的新女性发生恋爱或婚姻，是谓家庭革命；二是回乡来要改造社会，于是作代表，办学会，印报纸，发议论……到后梦想的“大时代”终于到来，却压力过猛，末了不出两途，或逃亡，或被杀。
沈从文特别注意到妇女的生活情形。本地女孩子的情感教育，不外是听老年人说《二度梅》、《天雨花》等才子佳人弹词故事，七仙女下凡尘等神话传说，二八月唱土地戏谢神还愿，戏文中又多的是烈士佳人故事；下河洗菜淘米，上山砍柴打草，容易受年青野孩子歌声引诱。幻想虽多，多数人还是本本分分嫁人过日子。出了不合规矩的事，性格强的，就会像《边城》里翠翠母亲那样自杀；不幸遇到亲族中有人辈分大，势力强，读了几本“子曰”，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开，就会纠集人捆了女子去“沉潭”。但这里大多数人不读“子曰”，也就不过问这种事。
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所谓抽象的东西也不过是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然而人们用这种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
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仅就“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句话所涵盖的内容而言，被“正信”所拒斥而鲁迅认为“可存”的“迷信”，其中包含着与精神“本根”相联系的“白心”；而这一点，在《长河》第一章的末尾，就有生动、亲切、自然的描述：
当地大多数女子有在体力与情感两方面，都可称为健康淳良的农家妇，需要的不是认识几百字来讨论妇女问题，倒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如种牛痘，治疟疾，以及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对于儿女的寿夭，尚完全付之于自然淘汰。对于橘柚，虽从经验上已知接枝选种，情感上却还相信每在岁暮年末，用糖汁灌溉橘树根株，一面用童男童女在树下问答“甜了吗？”“甜了！”下年结果即可望味道转甜。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得到的进步，无迷信搀杂其间，便不容易接受。但同类迷信，在这种农家妇女也有一点好处，即是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青春期女性神经病即较少。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或凭传说故事，引导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来抵抗这种不幸。迷信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于行为，如敬神演戏，朝山拜佛，对于大多数女子，更可排泄她们蕴蓄被压抑的情感，转换一年到头的疲劳，尤其见得重要而必需。
如果把这其中的“迷信”铲除，他们生活的完整性就必然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情感、信仰和精神就会失去正常循环的流通渠道，他们的日常起居、生产劳动和生命状态就会变得“枯燥”，从而引发种种问题。
生活的完整性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保持和维护生活的完整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意识和行为，就是在因此而生的一些仪式、礼俗、风尚当中，也自有一份与久远历史相联、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庄严。《长河》第三章写到橘子园主人滕长顺一家的生活，叙述得耐心细致，一年从头到尾，什么时节怎么过，一一道来，娓娓而谈：
这一家人都俨然无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说中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出份子给当地办会首事人。一切附予农村社会的节会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惊蛰节，必从俗做荞粑吃。寒食清明必上坟，煮腊肉社饭到野外去聚餐。端午必包裹粽子，门户上悬一束蒲艾，于五月五日午时造五毒八宝膏药，配六一散痧药，预备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过雄黄酒后，便换好了新衣服，上吕家坪去看赛船，为村中那条船呐喊助威。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天地里新得包谷新米。
《长河》的最后一章，是《社戏》。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Kinkley）认为，《长河》“有些篇章并没有把小说情节展开，特别是最后一章写得相当轻松，显然是硬凑的一节，把故事匆匆结束，免得别人说他对自己的民族过于悲观。” 这个说法，恐怕是有些隔膜的。
按照往年成例，秋收时节，请戏班子来唱戏，既是酬神，向神还原许愿，也是民众娱乐热闹的节日。人神和悦，既是庄严的、虔诚的，也是活泼的、快乐的。乡村生活的完整性，乡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健康循环，是有赖于社戏这一类的形式来维持的。
在一九三六年，萝卜溪，社戏是不是还要照常举行呢？省里向上调兵开拨的事情已经传遍吕家坪，向下游去的船得要担当风险，“时局不好，集众唱戏是不是影响治安？”连这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滕长顺约集本村人商量，“这事既是大家有分，所以要大家商量决定。末了依照多数主张，班子既然接来了，酬神戏还是在伏波宫前空坪中举行。”这一笔，自然而起自然而落，不见波澜，却是实在好，好在并不刻意地透露出，这个地方的民众在危机四伏的情境中，照常生活的能力，照常庄严虔敬和活泼快乐的能力。商会会长拿定主意照原来计划装了五船货物向下游放去，滕长顺也要放两船橘子到下河去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实际事物的打算安排里见出精神来。
沈从文是在切身的现实情境中写社戏，就要把现实的不纯净因素写进来。所以他写戏外的人事和社会情形，具体而复杂。他写到夭夭看戏时感受到保安队长眼光的压迫，于是就到河边去看船，和哥哥说话；哥哥三黑子正对汤汤流水，想起家里被欺压讹诈的事，火气上心。三黑子远远听见伏波宫前锣鼓声，说：“菩萨保佑今年过一个太平年，不要出事情就好，夭夭，你看爹爹这场戏，忙得饭也不能吃，不知他许下有什么愿心！”夭夭依随老水手烟杆所指，望见红紫色的远山野烧，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老水手有所感触，叹了一口气：“夭夭，依我看，好看的总不会长久。”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沈从文依然写出了社戏带来的庄严与热闹，虔诚和快乐。本村和附近村子的人，都换了浆洗过的新衣服，妇女多戴上满头新洗过的首饰，来一面看戏一面掏钱买各种零食吃；还有人带了香烛纸张顺便敬神还愿。第一天开锣时，首事人磕头焚香，祭杀白羊和雄鸡。第一出戏象征吉祥，对神示敬，对人颂祷；第二出戏与劝忠敬孝有关。到了下午，戏文才趋热闹活泼，村民沉酣其中。
特别是，演戏和看戏，都是在宽阔的环境里，在大的自然空间中，而不是在一个狭小局限的人为空间里，这样也就特别能够感受得到，“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 。沈从文写戏收锣时的情景，与鲁迅《社戏》里船行水上的文字，真可谓异曲同工：
收锣时已天近黄昏，天上一片霞，照得人特别好看。自作风流的船家子，保安队兵士，都装作有意无心，各在渡船口岔路边逗留不前，等待看看那些穿花围裙扛板凳回家的年青妇女。一切人影子都在地平线上被斜阳拉得长长的，脸庞被夕照炙得红红的。到处是笑语嘈杂，为前一时戏文中的打趣处引起调谑和争论。过吕家坪去的渡头，尤其热闹，人多齐集在那里候船过渡，虽临时加了两只船，还不够用。方头平底大渡船，装满了从戏场回家的人，慢慢在平静河水中移动，两岸小山都成一片紫色，天上云影也逐渐在由黄而变红，由红而变紫，太空无云处但见一片深青，秋天来特有的澄清。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远山野烧，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转成深蓝色，已由一片白烟变成点点红火。……一切光景无不神奇而动人。
鲁迅写半夜行船回家，光景的“神奇而动人”，不相上下：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里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喝彩起来。
沈从文还特意强调了人与“光景”的未分离性，他紧接着“一切光景无不神奇而动人”的赞叹之后，又说：
可是，人人都融合在这种光景中，带点快乐和疲倦的心情，等待还家。无一个人能远离这个社会的快乐和疲倦，声音与颜色，来领会赞赏这耳目官觉所感受的新奇。
不过，这种未分离的状态，迟早会被破坏。
这个小小地方的朴素的欢乐，自然衬托下的抒情诗气氛，其实正处在大的灾难的包围之中，除了接连不断的地方性动乱，前头还有即将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劫已经是步步紧逼上来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在大灾难的背景上写酬神娱己的社戏，写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欢乐、虔敬和抒情诗气氛，显示出沈从文笔力的非凡强健。
5、沈从文的《长河》大概的故事情节是什么？
《长河》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用作者的话说，“那是个旧时代”。小说以三十年代动荡中的湘西为背景，将吕家坪一户还算殷实的农家生活娓娓道来，描绘了这一户平常人家在大环境动荡时的沉浮，讲述了特殊环境里中国农民的喜怒哀乐。勤劳稳重的橘子园主人长顺，少时多难老来得福的枫木坳守祠人老水手，灵巧聪慧又不失朴实的农家姑娘夭夭，顾全大局、深受敬重的会长，还有那蛮横无礼、诡计多端的保卫队队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作者的笔下，纷纷跃然纸上。
小说在描写湘西的风景人情中叙述故事。也正是这一独特的角度，最吸引我。作者时而像是一个游者，边走边看，时而又像是一个当事者，说给你听。读一段，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一条宽阔的大河从一大片火红的橘子园旁缓缓流过，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稍回来外乡说不完的新鲜事，带出去吕家坪人岁岁年年的期望与守候；丰收的橘子园里，有嘻笑追逐的孩子，欢歌笑语辛勤劳作的青年，还有盘算着今年收成、明年计划的老主人；夕阳下人声鼎沸，热闹异常的码头；暮色笼罩下炊烟升起，宁静祥和的农家小院……不经意间，这一切已将我的思绪带回晚风拂柳、牛羊惬意的故乡——那个在狭窄的大山缝隙里繁衍生息、孕育生命的小村庄。那里没有像吕家坪一样火红的橘子园和经流不息的长河，但依然能使我浮躁的心情安静下来，仿佛泉水掠过，纤尘不染。无论在外面的世界里如何奔波，如何委屈，每一次想起熟悉的山梁、梯田、沟沟坎坎，想起盛夏里在坝堤的柳树下打盹乘凉的老人，池塘里嬉戏的伙伴，或是秋日里在田垄间勤劳耕作的父亲母亲，便在心底暖暖的笑了，告诉自己：我曾经生长在如此美丽而真实的地方，那里天空湛蓝、民风淳朴。
《长河》是沈从文先生在外漂泊十八年后，再回故乡看见各处的变化时，有感而发写成的。对故乡民风民俗的记忆，风土人情的依恋，都历历在目，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对家的眷恋。
很喜欢文中关于橘子园主人一家的这样一段描述：“这一家人都俨然无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说中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出份子给当地办会首事人。一切赋予农村社会的节会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
小村子里的父辈们，也有同样的虔诚。就算现在，每每逢年过节回去，都看着父母在为他们心目中的各路神仙忙进忙出，一年的盛大日子，也就那么几个，而这几个日子里，也全是先要敬天地，犒众神，而后照顾长辈，顾及子女，等最后轮到他们自己，节日的气息却已经几乎没有了。可他们还是愿意年复一年的这样忙碌，毫无怨言。
沈先生笔下的吕家坪及其周围地区是在战争中逐步转变的地方，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和人际关系的重造，但这种重造的过程，作者所寄予的唯一希望是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种正直素朴人情美，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不要消失无余或随同变革泯灭。今天的一切也都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飞快的变革着，我们每个人能奢望的，也不过就是沈先生所奢望的，仅此而已。
喜欢《长河》里清灵剔透的夭夭，朴实里透着灵气，怪不得乡亲们不分老小都喜欢跟她说话，逗她开心。她在家里逗妈妈嫂嫂开心，在橘子园里想巧妙的法子摘橘子，在枫木坳顽皮的要和满满一起捉鹌鹑，在心存歹念的保卫队队长面前不卑不亢，在别人故意提及六喜哥将来学业有成，会做洋博士时满脸红晕，却掩不住笑容……这个皮肤虽黑，但健康而乖巧的湘西姑娘让长河的风景多了灵气和风韵，也让动荡中的吕家坪显得不那么人心惶惶了。我想，沈先生让十几岁的夭夭在《长河》里占足分量，自有他占足的理由，不知道自己体会出的这一条算不算得上。
据说沈先生原本打算写满《长河》三部曲的，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真的很遗憾。
夜深了，也更加宁静，窗外的车声少了很多。合起书页，掖紧被子，微笑着闭上眼睛。睡梦里，自己成了夭夭，在橘子园里欢笑奔跑，在枫木坳唱着小曲编花篮草帽，沿着长河玩耍，尽然一路回到了家乡。秋阳下，金黄色的苞米地里，夭夭正和爸爸妈妈一起汗流浃背，银铃般的笑声穿过村庄，越过山梁，随长河一起流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