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是怎样的
《鲁迅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
一、修辞运用巧妙精当
鲁迅先生的小说,无论是在词语的锤炼,还是辞格的运用上,都进行过精心选择和仔细推敲,收到了奇妙的表达效果,显示了他高超的语言修辞艺术。他选用词语精当贴切、含蓄深厚，既能准确、生动地表达描述对象的总体特征，又处处体现新意，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其他效果，往往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弦外有音，文字间蕴含更多深意。修辞运用得巧妙而精当，是他的小说富有文采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仅就他小说中所使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方法加以说明。
1、比喻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不仅大量使用比喻,而且往往用得新奇巧妙,出神入化,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如《药》一文中，“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3]“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来，夹袄也帖住了背心，两块肩胛骨高高突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4]用仿佛被无形的手向上提着颈的鸭子,来比喻踮着脚伸着脖,围在刑场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形象地反映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也表达了鲁迅对这些麻木看客们“怒其不争”的心情。而对小栓“痨病”已入膏肓的描写用一个“八”字，恐怕是再简洁而又贴切不过了。描写《故乡》中的杨二嫂，“……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5]活画出她细脚伶仃的姿态，让人联想到她泼辣的性格。同样既活化人物性格特征，又体现作者爱憎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阿Q被赵太爷恭维为“老Q”的感觉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白光》中陈士成得知自己县考落榜后，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肥皂》里写四铭太太最终用那块肥皂时，“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祝福中的“我”被祥林嫂死前可怕疑虑的眼盯着时“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故乡》中的中年闰土“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鲁迅通过灵活地运用这些新颖而奇特的比喻，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引发读者对比喻之后更广阔涵义的联想，让人不由得佩服他对小说语言运用的深厚功力。
鲁迅小说中的比喻，有一个现象分外引人注目，就是他多次在比喻中用了“铁”字。《药》中描写坟场树枝间的乌鸦是“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白光》中寒冷的月亮则象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社戏》中“我们”在去看戏的途中看到了“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起伏的连山；《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祖母死时“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伤逝》中涓生窗前那株槐树有着“铁似的老干”；《弟兄》中兄长张沛君发怒时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鲁迅为何在比喻中多次用到“铁”字，我们可以在《呐喊自序》中找到答案。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把黑暗现实社会比作铁屋子，是他对铁一般黑暗腐朽社会不满情绪的体现。而比喻中多次出现的“铁”字，正是这样一种感情的流露。
2、 象征
鲁迅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这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小说中处处运用象征手法，透过“狂人”的荒唐之言，把社会现实的本质暗示给读者。比如，狂人觉得“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7]这是写狂人备受压抑的心理状态，同时也象征着封建社会的黑暗，揭示了“万分沉重”的封建势力压得人“动弹不得”。又如，他从写着“仁义道德”的史书上，从字缝里看出“吃人”两个字，这既是狂人在精神错乱时的一种幻觉，又深刻地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统治的罪恶本质。《狂人日记》中的人物大都带有象征性。除“狂人”外，“古久先生”就象征着承袭了几千年封建道德的腐朽而又反动的封建势力；赵贵翁（甚至连同赵家的狗）代表了社会上维护封建秩序、迫害进步力量的反动邪恶势力。景物描写上也用了象征。开头所写的“月光”，不仅指生活中的月光，而且是光明的象征。“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这里写的是主人公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的感受，实际是用象征方式指明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恐怖。这些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在人物、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有了更大的景深。一个小的实体，就包含了无穷尽的内涵，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有一处十分经典的象征运用，是在小说《药》中。小说以简单的一个“药”字为题，并且故事情节的发展就以“药”为线索，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第一，通过描写华老栓迷信以人血为“药”，让儿子吃“人血馒头”就能药到病除，“收获许多幸福”，结果却适得其反，断送了儿子的性命，深刻地批判了国民的迷信、落后和愚昧。第二，以“药”为题，给人以启迪：像当时中国社会的病态，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药”呢？ 第三，夏瑜为了推翻帝制而奋起斗争，到头来自己的血却被当成“药”去“救”人，革命者的牺牲没有唤醒麻木的国民，有的只是像“鸭”一样身长脖子看热闹。这样一个深刻的讽刺，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在政治上不清醒、不觉悟，另一方面也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3、借代
运用借代，可以表达作者的爱憎，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引人联想，发人深思，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鲁迅在小说中常常灵活运用这一修辞方法。如《孔乙己》中的“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8] “短衣帮”指穷苦的劳动人民，“穿长衫的”指有钱的上层人物。用衣着特征来指代人，除了形象鲜明之外，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等级制度的森严，社会地位的不公。又如《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 [9] 未庄人对“革命党”的理解，只停留在“银桃子”，并且“抵得一个翰林”，而“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作者运用这样的借代，深刻揭示了“未庄人”的愚昧麻木，同时流露出作者的无奈。再如《药》中用“花白胡子”、“红眼睛”、“驼背”这类描写人的长相特征的词来代替人，一语双关，委实精妙。借代的运用，收到了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是鲁迅修辞运用中的一个亮点。
4、反复
为了突出某个意思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经常使用反复。“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把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这是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提到的关于写作要阐明的观点论述[10]。那么鲁迅小说中的反复，是不是在打自己耳光？恰恰相反，含蓄、凝练与复沓、冗长的巧妙结合，正是鲁迅大师级语言功力的体现，是鲁迅小说的精妙之处。反复的手法在小说《祝福》中体现得最具代表性。其中包括：
外貌描写的重复：“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 [11]祥林嫂第一次、第二次到鲁镇，笔者都是这样描写的，穿着打扮没有改变，只是在表情上：第一次并没有悲哀的神色，“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却“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脸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这就说明再寡的生活经历，给她造成了重大的不幸，她的身心的变化，是她的受伤害的标记。当她受到柳妈的迷信恐吓后，“脸上就显出了恐怖的神色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表明她开始陷于恐怖；捐门槛后仍然被禁止沾祭器时，“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了，连精神也更不济了”，“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到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作者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反复的描写同时也刻画祥林嫂“神色”上的变化呢？这正是为了揭示祥林嫂悲剧生活的必然性。祥林嫂对自己的悲剧生活是不自觉的，她甚至以为自己是充分遵从了所谓的“典制”，所以她被逼改嫁的时候要觅死觅活，听了柳妈的迷信说法后，就去土地庙“捐门槛”，她的愚昧，她对封建制度的屈从，导致了她悲剧生活的必然性。外貌描写的重复与前后细微差别处的刻画，让我们读到了作者对祥林嫂同情，但更多的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
语言描写的反复：最点睛的莫过于描写祥林嫂的语言。祥林嫂两度守寡，两次来到鲁四老爷家，作者对其语言的刻画的确是独具匠心。“我真傻，真的。”反复了三次。“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叙述阿毛的故事，反复了两次。为什么祥林嫂要反复对人说这些？因为她希望向别人述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后，得到一些同情和怜悯。是的，开始别人是寄予同情了，但后来，人们却把这作为一种谈资笑料。鲁迅用这样的反复，深刻揭示出人的麻木，和祥林嫂的“不自觉”。还值得一提的是鲁四老爷的语言。作者对他的语言描写不多，但确实堪称精炼。“可恶，然而”，就这么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人物语言，第一次是他知道祥林嫂的婆婆和卫老婆子等人瞒着他把祥林嫂抢走时，他说了声“可恶！然而……”。言下之意是祥林嫂婆婆竟然事先不与他商量便把祥林嫂抢走了，觉得“可恶”；但为什么又紧接着说了个“然而”？因为他觉得既然是婆婆来抓媳妇，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典型的封建族权思想。第二次是卫老婆子来赔罪，说要“荐一个好的来折罪”，话还没说完，鲁四老爷就插了句“然而……”这个“然而”，更有深意，他是觉得自从祥林嫂到鲁家后“不开一句口”，“整天的做”，到年底大忙“竟没有添短工”，这样“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廉价劳动力，恐怕是再找不到第二个了。鲁四老爷身上的剥削阶级本质暴露无疑。让读者体会到这些，仅用了两个词——“可恶，然而”，其精妙之处，无需赘言。
另外，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那句“一代不如一代”，在文中出现了八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九斤老太这一消极慨叹的批判。小说《孔乙己》中，掌柜的四次提到“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说明孔乙己生活的穷困不堪、掌柜的只关心酒钱的漠然以及孔乙己的可悲命运和惨痛结局。这些反复的使用，都对彰显文义有着绝妙的作用。
5、对比
鲁迅常用对比这种修辞方法，通过两者的比较，更加集中、更加鲜明突出地表现主题。如小说《故乡》中，“有一日,母亲告诉我， 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这来的便是闰土。……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12]鲁讯通过对眼前的和二十年前的闰土的外貌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由于生活的“辛苦恣睢”，让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变成了历尽沧桑、心态麻木的木偶人。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此非常悲哀，对闰土表现了无限同情和怜悯。小说《孔乙己》中鲁迅对孔乙己形象的描写，前后也运用了对比。孔乙己出场的时候是“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穿的是长衫”，到他因“偷书”被打折了腿，变成了“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并且是“用手走来的”。[13]这样的对比，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对孔乙己遭遇同情之时，又体会到封建制度的残酷性。再如小说《一件小事》中，作者通篇运用对比手法。“一件小事”和“国家大事”的对比，突出“一件小事”意义并不“小”；“我”和车夫的对比，突出车夫的高大和“我”的渺小；“我”在“一件小事”发生前后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突出了“我”自新的决心和自我改造的勇气。细读鲁迅小说中的对比，给读者带来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时也确实能感受到鲁迅对小说语言运用的用心良苦。
另外，夸张、比拟、双关、婉曲、警策、反语等多种修辞手法在鲁迅小说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有时，还有修辞方法的综合运用。修辞上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是鲁迅小说语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二、“鲁迅式”的语言风格
“鲁迅式”是对鲁迅小说总体语言风格的模糊定义，它是鲁迅在语言风格上与众不同的独创性。在鲁迅的小说中，具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凸显出来。
1、“错杂无伦次”的叙述模式
“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14]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正文前的序中的这句话正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语言在叙述模式上具有独创性的特征。就以此篇为例：《狂人日记》是鲁迅运用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第一次尝试，新旧更替之间，鲁迅用了一种冲突非常强烈的方式，在语言的叙述上也是一样。为了反抗语言的困境，为了新的言说，鲁迅运用了狂人思维和白话文体作为“呐喊”的突破和开端，这种创新，在《狂人日记》里突出地表现为叙述模式上的错杂和对立。小说前面的小序与正文的日记，在语言上构成鲜明的对立：一是文言，一是白话；一种是正常话语，一种是反常话语，两者的对立展开了两种相反的话语现实。鲁迅通过“狂人”的叙述，把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启蒙思想带了出来。“狂人”与周遭的格格不入，有被“吃”掉的危险，暗示的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为了不被统治的意识形态兼并，就必须和它划清界限，甚至是变成一种极端对立的形态。鲁迅正是运用了这种矛盾而危险的叙述策略，刻意地造成话语和现实的分裂与冲突，然而却产生了妙不可言的效果。每每重读这篇仅7000字左右的小说，体会着小序的文言与日记的白话之间的激烈冲突，仿佛感受到鲁迅在那个时代的对“失语”的焦虑。他希望找到一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思考的声音，渴望通过“呐喊”打破沉默，颠覆传统的旧文学。所以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狂人”作为叙述者，因为正常人会按照现有的意识形态来思考问题，而“狂人”却与常规的思维脱轨，能够摆脱统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压抑。某种意义上说，鲁迅选择“狂人”，因为只有他的思维，才是真正独立、自由、纯粹的。这种创新的语言模式，同时也是鲁迅对现实思考的一种创新的思维模式的开端。
读过《红楼梦》的人，看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这句话很容易联想起曹雪芹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同样的，鲁迅所说的“荒唐言”背后也是大有深意的。我们来看看《狂人日记》第一篇日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15]恰恰这样一句话，已经可以完整地展现贯穿全篇的这个语言特征了。从“今天晚上”到“须十分小心”，句中的关联词是“然而”，按正常的逻辑，前后应构成转折关系，但是我们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似乎这成了一个病句。再往下看，更是摸不着头脑，“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不然”又是一个转折的连词，但是前面根本没有交代为什么要“十分小心”，这种转折也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从“今晚的月光”到“须十分小心”到“赵家的狗”，这种看似毫无关联的跳跃，几乎要令人觉得语句毫无章法可言。但就是这两个语义语境上都说不通的连词，恰是鲁迅一个精妙的语言技巧，为的是说明“狂人”的思维逻辑，正是这样“杂无伦次”。再如“狂人”想到“他们”是希望自己“自戕”而死的时候，“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16]由 “海乙那”想到“赵家的狗”，并且“早已接洽”，已是十分之“荒唐”，然而和那个“眼看着地”的“老头子”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刻意为之的错杂语句，在这篇小说中比比皆是，鲁迅正是通过这样的反语法、反逻辑的语言模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出“狂人”这个独特的典型。
2、虚词、实词的灵活运用
这是“鲁迅式”文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鲁迅对小说语言虚词和实词的巧妙运用，使两者相得益彰，对小说主旨的体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语言使用中，实词承担表达语义的作用，而虚词往往只是发挥附加意义的辅助作用，甚至不直接表义。但是虚词用得好，可以使语言更具可读性，并产生无可替代的修辞效果。鲁迅小说中虚词使用的频率之高，密度之大，十分惹眼，是其语言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黑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
“也”、“不再”、“只是”、“直到”、“才”5 个连词毫不“吝啬”地用在一个句子里，将祥林嫂心灵受到毁灭性打击，失魂落魄到僵化状态的情景突现出来，“不但”、“连”、“而且”3个连词使文意层层递进，极大地加强了语言负载。“即使”、“虽”、“也”与“不独”的搭配，是典型的“鲁迅式”的独创。一系列虚词的独特组合、频繁使用，使对祥林嫂的描绘显得深厚浓重，沉实有力。
又如《阿Q正传》中，“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 [18]这两个“然而”，惟妙惟肖地形容出阿Q思想的矛盾百出、荒诞可笑，显示了阿Q精神上浅陋鄙薄的深刻戏剧性。“然而”这个副词，在《孤独者》中运用得更为独到。魏连殳信中前半部连续用了六个“然而”，“然而要活下去”，“然而就活下去么？”“然而我还有所为……”“然而现在是没有了……”“然而现在是没有了……”“然而我胜利了”，这密集的转折，表现出小说中人物心理巨大的冲突和深深的痛苦，灵魂在绝望中挣扎，虽是虚词，却令人读到沉重，不愧为语言运用的典范。
在《阿Q正传》中，鲁迅多次用到了“似乎”、“仿佛”、“大约”这几个词。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
这些转折连词的使用，烘托出阿Q迟钝、麻木、愚昧、蠢笨的低劣性格，尤其是阿Q对人生的理解，只是“大约”如何如何，将阿Q的浑浑噩噩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当精妙到了极点。
鲁迅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词的锤炼。首先是动词的巧妙运用、涵义丰富。小说《药》中一处动词的运用，可谓最具代表性。“（康大叔）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 。
]这里描写康大叔的动作，用了：抢、扯、裹、塞，都是一字不可易的。康大叔急于把华老栓的钱装自己腰包里，所以动作很快，“抢、扯、裹”一系列动作连贯而迅速，更加突出康大叔的贪婪与凶恶；而华老栓迷信胆怯，心里有鬼，甚至有点不敢接过人血馒头，康大叔又怕他反悔，所以直接“塞”给了他。生动形象的动作描写，令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分外清晰，更加容易把握住小说的脉络乃至主旨。再如《故乡》中的“……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21] “横着”二字，把萧索的场景一下子突现出来了，并且感觉那一幅画绵延在眼前，心底却是沉重。《阿Q正传》里“太爷一见，满脸溅朱”，活脱脱地把一个满脸涨红、情绪暴怒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件小事》中：“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22] “榨”强调被动、不得已的尴尬、窘迫之态。《祝福》中：“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23] “剩”，表明了主人的冷漠，同时又包含“我”感受到被冷落后的的寂寞和无聊、压力和不安。《孤独者》中“……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离婚》中“……不知咋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 [24] “堆”本来是用来对物的，而“懒散骄傲”的身体，用堆来形容，使人物的动作更加具有一种可视化的效果；而“摆不整齐”用来形容人物的心境不宁和思绪的混乱，真可谓神来之笔。其次是形容词的活用。如小说《社戏》中，“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胖”和“朦胧”在这里都是形容词用作动词，这种活用，使得对人物和景色的描摹具有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读者而言，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阅读感受。“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描写台上的演员，不以常规的写法，只用一个写色彩的词“红红绿绿”来借代，简洁明了、别具一格。
三、遣词造句的个性化
鲁迅小说中的语言，常常能使读者觉得新奇而独特，涵义丰富又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是鲁迅小说语言运用独创性的一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他在遣词造句上的个性化。这样的特点，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中尤为突出：
1、“不相能”。
小说中，统治集团由三大家族组成：举人老爷、赵太爷、钱洋鬼子。作者在写及三大家族之间关系时，两次强调了“不相能”。一次是写举人老爷把箱子寄存于赵太爷家，人们议论纷纷时，作者说：“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一次是写赵秀才得到革命党进城消息后，找钱洋鬼子商量如何革命时说“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在这两次叙述中，作者不但都强调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不相能”，且分别加上了“素”、“历来”进行强调，这两个词用来修饰“不相能”是如此精妙。稍做分析，我们便能体会到作者的用意：①告诉读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从“不相能”到“共患难”，只是因为共同利益的驱使，其矛盾本质上不可调和；②启发革命者，要战胜统治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联合最广泛的群众力量。
2、“革过一革”。
或许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竟而感觉有点别扭，但是仔细体会之后，却发现实在是妙不可言。联想一下，比如在现代汉语中，别人问有没有读过一本书，答“读过一读的”；这件事情有没有考虑过，回答“想过一想的”；或者问周末的仪式去不去参加，说“去还是要去一去的”。很明显，这种常用句式所表达的意味是大抵接触过、事实上不怎么了解；或者是即便做过了，也是随便做一下，很敷衍地做一下。鲁迅通过老尼姑之口说出“革过一革”，十分独到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假洋鬼子”一流，是形式主义的革命，是假革命。
3、“拍，吧~~~~！”
这两个原本不是象声词的字，恰在小说中成了最凝炼而又精辟的象声词。
“拍，吧~~~~！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便在暗中直寻过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Q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着逃。那人转弯，阿Q也转弯，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后面并无什么，看那人便是小D。
“什么？”阿Q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的说。”
这是未庄人心惶惶，对“造反”一事“吃不准”之时。原本或许可以直接描写是什么人抢了赵家，什么装束，什么行径，是不是革命党？但鲁迅的高明之处，只用“拍，吧”两字引入，继而借阿Q的“格外胆大”，并且“细细的听”，又“细细的看”，才知道“似乎有些嚷嚷”，“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这样的处理，没有繁琐的叙述，却能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并且仿佛依稀的看到了未庄正在发生的“革命”。“拍，吧”这般精辟的用词，除鲁迅外确无第二人。“拍”这个词，在《幸福的家庭》中也出现过一次，小说中仅用一个字，并且是通过主人公的“经验”告诉读者是“主妇的手掌打在他们的三岁的女儿头上的声音”，这是对故事情节的交待手法的一种绝对的创新。
2、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有着怎样的特点
知识分子和农民作为鲁迅作品中的两类主要的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国民性，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兴"的态度，他的农民题材小说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鲁迅正是通过这两列人物形象，全景式的反映了当时旧中国的普遍社会氛围，从一个国民审视者的视角入手，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深切思考。
3、将鲁迅小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
论鲁迅笔下的两类人物形象
知识分子和农民作为鲁迅作品中的两类主要的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国民性，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兴"的态度，他的农民题材小说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鲁迅正是通过这两列人物形象，全景式的反映了当时旧中国的普遍社会氛围，从一个国民审视者的视角入手，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深切思考。
一、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收入《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25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主要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题材。其中，知识分子题材占14篇，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
《狂人日记 》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二、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如果说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幸"的态度，那么，他的农民题材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落后农民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具体地说，中国农民具有这种精神病态的原因还有三个：第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中国农民从一次次造反的失败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的结论，而不造反又无法忍受现实和痛苦生活，只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求佛拜神，或寄希望于来世；第二，由于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第三，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生活。中国农民虽然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在家庭中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且越是在外面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庭中称王称霸。"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示出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而且也揭示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阿Q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怎么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现实中总是以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便普遍如此。
知识分子和农民作为鲁迅作品中的两类主要的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国民性，鲁迅正是通过这两列人物形象，全景式的反映了当时旧中国的普遍社会氛围，从一个国民审视者的视角入手，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深切思考。
鲁迅小说的肖像描写艺术赏析
肖像描写也叫外貌描写，是对人物的外部特征：容貌、姿态、举止、风度、神情、衣饰等进行具体而生动的描摹和刻画。这是把人物写活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而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鲁迅先生，显然深谙肖像描写的奥秘，因而，揣摩先生笔下的肖像描写艺术，是我们学习写作、提高自己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刻画人物外部形态，揭示人物性格特征。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捋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不用介绍，大家也知道，这是《孔乙己》中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的描写。站着喝酒的都是短衣帮，穿长衫的都是踱进屋内坐着喝，孔乙己却是介乎两者之间。“唯一”二字，看似普通，然而正是这两个字道出了孔乙己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这是总写一笔。人物的身份、地位已蕴含其中了。接下去是肖像描写，身材高大，本可自食其力，但脸色的青白，正是不得温饱的写照。那“伤痕”又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多方猜测，后文已回应了他的偷窃和被打伤。花白胡子，暗示了年龄，“乱蓬蓬”和“又脏又破”点明了他的懒惰、贫困、潦倒。这一精彩的肖像描写，不仅形象地刻画了孔乙己的外部形态，而且也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征。从而成为读者理解孔乙己这一形象的一把钥匙。
二、刻画人物外貌，展现人物精神风貌。
人物肖像，是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外部表现，好的肖像描写应该是形神合一的，而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形象很好地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阿Q正传》）
阿Q每每发怒时，这癞疮疤便涨得通红，未庄人拿他取笑，他却说：“你还不配……”“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作者写他头上的疮，是在揭出他内心的疮，精神上的疮，“你还不配”四个字，不正是他“精神胜利法”的表露！另外《故乡》中对杨二嫂、闰土，《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也是如此，作者在描写人物肖像的同时，又通过肖像展现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内心世界。
三、刻画人物肖像，表现人物生活境遇。
社会生活中的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写出一个人的生活境遇，肖像描写就要符合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特点。鲁迅《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就是典范。小说中，集中对祥林嫂的外貌描写有三次：
第一次是写她在祥林死后的肖像：“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在鲁四老爷家干了一段后，祥林嫂“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后来，当祥林嫂第二次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阿毛后，鲁迅先生是这样描写她的：“……也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不仅如此，额上还增添了一个“伤疤”。在祥林嫂最后沦为乞丐时，鲁迅先生是这样描写的：“……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乞丐了。”五年的时间，在正常状态下生活的人，外貌是不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的。但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的勒逼下，已判若两人。不看人物的身世，只从这外貌变化上来看，也可猜测出她苦难的人生经历，第二次似乎只是由“两颊却还是红的”变成“两颊上已经消失了白色，眼角上增加了‘泪痕’”，“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最后一次的出现，就全然改了模样，“纯乎是一个乞丐了。”作者从头发、面容、肤色、神情、眼睛、手中的“道具”等方面逐一写来，笔笔有致，形神皆备，真不愧为大手笔。
四、刻画人物肖像，展示时代及地域特征。
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域。时代不同，人物的服饰也会不同；地域不同，人物的打扮也不同，此外，民族不同，其区别就更大。孔乙己的长袍，阿Q的毡帽，祥林嫂的白头绳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后来，小说又写道：“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是点睛之笔，闰土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时代造成的。因此，所谓写出时代特征，就是要写出时代对作品中人物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要写出人物外貌的时代印记，而鲁迅先生在此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鲁迅先生极为重视人物的肖像描写，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像活在你的面前，而又无一不切合他们的性格、境遇，无一不折射出时代的、地域的特色，无一不展现着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对于描写人物习惯于公式化、脸谱化的习作者来说特别值得学习和借鉴。
4、鲁迅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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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布者:张春霞010
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肖像描写是指用精确、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人物外形各个方面的特点。如容貌、服饰、姿态、神情、风度等。成功的肖像描写不仅能够使人物凸现在读者眼前，而且可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遭遇，从而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行动描写与语言描写是通过对人物的动作和对话的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的描写方式。动作描写给读者鲜明的视觉印象使人物形象具体、可感知、生动化；语言描写则易表现行动所不易显示的细微情感、态度等。总而言之，行动和语言两种形式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心理描写：小说家在刻画人物的时候，用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的，如感觉、知觉、情感、体验、愿望等。自我倾吐。其特点是直接倾述内心世界，感情真挚强烈、亲切感人。心理独白。它通过人物自言自语，或是借用日记，书信的形式加以表达，这也是直接袒露人物内心世界常用的方法。它的特点是往往能显示出人物内心最强烈的思绪或最隐秘的心情。梦境幻觉。梦幻是反映人物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它常常是一种尚未有过却可能会有的生活现象的形象化表现。细节描写是指人物、环境、物件等方面所作的具体而细致的描写，其特征是细微之处见精神。真实的细节描写是刻画人物，丰富情节、表现主题的重要手段。细节是构成场面的基本单位，是刻画形象的重要因素。细节描写要求真实、典型、细微、传神。
5、论述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
1、孔乙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形象。孔乙己是一个善良而诚恳的知识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
他从科举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又不屑于同劳动者为伍，成为不上不下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穷而偷，由偷而被打断腿，最后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吞没。
孔乙己被封建意识腐蚀，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没有觉悟。不思振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鲁迅虽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但不得不把他作为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挞。
2、狂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先觉醒的叛逆者，革新者形象。“狂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作者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方面的确有着生理和心理病态，是一个受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
另一方面，“狂人”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独醒的清醒者。
两种层次的艺术形象在“吃人”这一核心点上互相扭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形成艺术叠影，将“病狂”和“清醒”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