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求 金庸武侠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绝宽哗，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并行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巧陪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第六笔文学社 www.diliubi.com
2、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及意义是什么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贸易金融中心，在高度繁忙的商业活动中运转着。香港的作家不能不受到商业机制的制约，这就决定了香港的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商业化特点：娱乐性较强，通俗文学盛行。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在整个香港文学中一枝独秀，有着重要的地位。
金庸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集新派小说之大成，广泛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之精髓。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说神侠依碧鸳”等14部小说，并以《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为代表作。金庸把武侠小说从一个较低的通俗娱乐层次提高到了于娱乐中负载人生哲理、生命体验、价值信仰的较高的艺术境界，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成为雅俗共赏的成人童话，被誉为“香港三大奇迹”之一。
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
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其小说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历史英雄观，即英雄上历史的创造者。金庸将历史与小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说的方式演化历史事件与人物。作为英雄传奇小说，金庸武侠着重体现的是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英雄传奇首先要以情节为先，充分利用悬念起伏跌宕，用金圣叹的话来说情节往往发展到无路可走，作者再绞尽脑汁想出出人意料的办法。其次人物要扁平夸大，是超人，比平常人大一 号，但还要是“人”，是“神仙”也不行，也就是有杰出才能的“英雄”。
金庸武侠中的英雄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侠义志士、乞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笔下的英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生与死的抉择中，价值信仰与个人私利中塑造出人物的内心高尚的品格。并且还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百态人生，有豪杰志士、跳梁小丑，有野心勃勃争霸武林，有清心寡欲、无为无求，有儿女情长、多情多义……
小说中的帝王英雄，叱咤风云，纵横驰骋，尽显风流，从而缔造巩固千里江山。以〈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与〈鹿鼎记〉中的康熙大帝最为典型。铁木真从势力微弱到忍辱负重统一大草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铁骑踏遍草原。作者将一个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刻画的淋漓尽致。〈鹿鼎记〉应该是以武侠的视角来写历史的一部小说最恰当不过了，整部小说贯穿了康熙大帝一生的丰功伟绩：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俨然一个武侠式的〈康熙王朝〉，可见作者丰厚的历史功底。
侠士英雄是刻画的最精彩、动人的，容貌上犹如“白马王子”又总能力敌万夫，势不可挡，既侠骨柔情又肝胆相照，很纯情但是仅仅止于此。金庸就不能雅俗共赏了，他往其中装了很多理想性的东西，诸如儒家的大担当、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准则，从而拓展了小说的内存空间，所以才会有著名作家王蒙读《笑傲江湖》有身世之感的感动之哭，才会有人认为最有寓言品格的是《笑傲江湖》与《天龙八部》。
这些侠士英雄在金庸小说中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也是作者最为青睐的一种，寄托着作者的终极理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郭靖以及《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具代表性。《射雕英雄传》中记叙了历史上著名的“襄樊之战”，北宋的南大门襄阳城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然而正是由于郭靖的镇守与保卫，才会被包围四年之久而没有失陷于元，延迟了北宋的灭亡时间。郭靖全身心地投入参与到了北宋对元的反吞并战争中，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与一种社会责任感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乔峰又是另外一个最真心的英雄，具有一种大担当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身为汉人时积极阻挡辽的入侵，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又让他偏偏是辽人的后代，身为辽人则又竭力劝谏阻止对大宋的入侵。以一身豪迈的气度在宋辽之战中坚持着正义，最终悲壮感人的死去，留取一片丹心照耀青史。
从美学角度来看，金庸小说在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广泛地涉及动乱时代的生活领域。表现出了动乱人世的悲悯情怀，对于源远留长的东方文化给予深刻的透视与反思，建构了自己的理想模式。
金庸小说不象其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刻意追求离奇怪异的故事情节，盲目虚构没有一点历史真实感。而是截取真实的历史背景，具有一种真实的艺术魅力。题材多取自宋元、元明之际。这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局势混乱，军事势力割据，因此便于建构一种“乱世出英雄”、“乱世英雄乱世情”的审美境界。
作者并且还在历史的 长河中撷取许许多多的真实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历史的民间传说，然后再让精心虚构的英雄人物身置其中，纵横决荡，决战沙场，笑傲江湖，从而给人一种艺术真实的享受。因此读金庸的武侠总有一种读历史小说的感觉，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靖康之难、襄樊之战等事件，以及王重阳、丘处机等道家人物《；鹿鼎记》中的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顺治出家；〈书剑恩仇录〉中有关乾隆皇帝的出身的传说。在这一点上，金庸与19世纪英国小说家斯各特十分相似。斯各特把历史看成是挂他的小说的钉子，以历史来网络他的小说，金庸也是如此。
金庸武侠小说的传统文化内涵。
金庸以通俗的武侠小说的方式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洞察与反思，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说当中渗透与解析，具有一种新的视角与方式对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建构树立起自己的一种价值观与理想模式，完善健全人的性格与本性，崇尚着一种豁达、明朗、有着道德准则与责任感而又不拘泥于旧的传统形式的自由。对三家思想发扬其光彩之处，丢弃其消极不足之处。
儒家学说尽管有宣扬封建正统、等级观念及纲常礼教的糟粕，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自有其超越时代的价值存在。儒家的“仁”确立了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实践的出发点，充满了博爱的精神。“义”确立了行为价值的最终评价标准。儒家积极入世，强调社会的担当感、责任感和道德准则。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也是这一点，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亮点，绚丽多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便是儒家“仁”、“义”的化身，还有《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他们都视仁义如生命，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对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固守一个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担当重任、临危不惧、忍辱负重，诚如孟子所云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作者批判的是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见利忘义，为贪图富贵而视民族气节于不顾，身为汉人却认金人为父，狡黠善变至死而不思悔改，与忠厚善良、仁义正直的郭靖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两个人的名字恰恰是“靖康耻”中的一“靖”一“康“。郭靖时时不忘的国耻又是杨康最为贪图富贵而又不顾的因而使整部小说负载了一种很深的思想内涵，而非一般武侠小说浅显意义上的恩怨仇杀，所以也就使整部小说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金庸小说以儒家的不屈、不移、不淫的浩然正气，谱写了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以民族中的精英确立和显现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儒家中狭隘的爱国主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其小说由一个层次的打打杀杀上升到了忠诚报国的艺术高度，由微乎其微的家仇上升至国仇。在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持一种憨厚、朴实、忠诚的品质，永不妥协积极进取的态度，仁义至上的信条表现出对于大宋的一片赤诚忠心，从而构成了他高尚品格的三维空间，并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郭靖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感人，一切利害冲突在它的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了，特别是与成吉思汗吞并大宋统一全国的矛盾冲突。茫茫草原上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是抚养他长大的人，情同父子。然而即便如此，郭靖在他面前明辨是非，深深执行知晓自己是汉人，应该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应屈从于蒙古人 的差遣。再次是郭靖对于传授武艺的老师哲别的民族矛盾冲突也是如此，私情与国仇泾渭分明，坚持铁的原则，不屈不挠，充分显示出 维护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因此，郭靖的爱国主义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另一代表作《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表现的则是痴忠，同样具有动人心魄的感人力量。无论师父岳不群如何误会，甚至陷害，他依旧一片忠心不改，以致于致他于死地，令狐冲仍把他当作养父对待。
金庸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 对于佛家也颇有研究，通过其作品便可窥豹一斑。金庸在他的小说中不但巧妙地运用佛家经典来贯穿组织故事，而且运用佛家思想来点化人生，阐明一种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解决人生中的矛盾，改善人之间的关系，劝戒众生弃恶从善，放弃抛掉种种琐碎的恩怨，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真、善、美的传统美德，用佛家 语来说：普渡众生。以《天龙八部》、《鹿鼎记》最为典型。《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八位护神。其中一个主人公段誉便是作者的佛家思想的化身与代言人，他从小就违背大理段氏家族的门规弃武而学佛，痴迷于佛经典故。段誉身上体现的是佛家的文化痕迹，“善”字当头，“忍”字当先，虽做不到四大皆空但心中永有一方净土，佛祖永留心中。因为决不强求非己之物所以才能心底无私，心静如水，无欲无念立地成佛，尽管他不是佛门中人。另外小说中肖家与慕容氏家的矛盾从不可调和至妥善解决，恐怕只能借助于佛家，最终皈依佛门。《鹿鼎记》中金庸巧妙地借用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书《四十二章经》组织串联起整个故事，并以顺治皇帝（即行痴）来渲染佛家的影响。但金庸对佛家思想也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指出了佛家不合人性不合常理的地方。如《鹿鼎记》中顺治与康熙的相见，不过是以婉转|间接的方式轻轻地点击而已。
道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金庸以极高的热情及传奇的方式密切关注着道教的发展。从〈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当然这一门派或许是虚构的，名字是源于庄子的思想）到〈射雕英雄传〉中的全真教（这便是符合历史史实了，包括其中的人物王重阳、丘处机等）再至〈倚天屠龙记〉中 的武当派。用传奇色彩结合着历史史实全力描绘着道教的故事。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却以内含的方式蕴藏在小说的丝丝缕缕之中。〈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性格，洒脱、毫无拘束、狂放不 羁，正是道家顺其自然、逍遥自在、仙风道骨的形象体现与写照。同时也体现了对中国因循几千年的正统文化的一种叛逆，更是作者极力所建构的一个理想性格。令狐冲正是这样无拘无束，所以才被正统的正道人士所不容。金庸通过打破严格的正邪界线的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正人不正、邪人不邪的江湖新秩序，这便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提出了质疑。在小说当中作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显示他们的背叛传统，譬如嗜酒、不循规蹈矩、结交“奸邪”等第。《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好赌、贪财、好色、胆小，俨然一个反面小人的角色。然而就在他身上却寄托着作者的一种理想的美好的东西——对于正统的叛逆，对于江湖道义的看重。义字可以说是韦小宝的核心品质，也是最有密度与质量的品质。尽管在他身上还汇集着很多的缺点，但这些都不能抵消他的光彩。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也是一个传统的叛逆。他的口头禅就是“迂腐”，反对一切过时的不合理的东西。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被认为“邪”，所以有“东邪”之称。然而作者却不这样认为，反之对他是大加推崇，精心地将他放置在一个纯洁无任何干扰的世外桃源———桃花岛中生活。黄药师性格豪放，不为世俗所拘囿，与一个年轻他几十岁的青年称兄道弟，体现出了人类rlie 本性生命力的张扬，这就是作者寄托他的反传统的叛逆型人物身上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以一个江湖意义上的“义”字为价值取向，追求人类本身固有的一种纯真。身在江湖，“义”字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封建性的东西，但它更多地包含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成分—— 同心协力、救危扶困、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儒家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有着不容否认的历史地位；道家在塑造人的世界、人生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也广泛地被民众所认可与接受；佛家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对整个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庸小说则汲取三家思想之精华，立于一个新的更高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一种新的人生哲理、价值观、世界观。譬如金庸小说中的一句名言：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招胜有招。
金庸武侠小说的通俗文化内涵。
金庸是古典式的，金庸小说蕴涵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借题发挥由一首古诗便能演绎出一个传奇故事。整体上规模宏大，情节结构波澜起伏，气势非凡，既武侠又言情，难怪台湾作家三毛评论金庸说“只写一个‘情”字。金庸小说的灵性在于，常常以绚丽多彩的大自然景观作为背景环境，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作为人物活动的衬托，使自然景色与人物情感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一种人天合一的效果，产生动人心魄的独特艺术感受。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将中华大地的壮丽山河融入他的小说，设置了一个充裕、优美的人物活动空间，描绘名山、大川的种种风彩，讲述它们的文化与历史。作者笔下将祖国的三山、五岳、草原、海岛一一点染，在一幅流光溢彩的优美画卷中编织一个个惊心动魄又缠绵悱恻的故事。河海之大波，江湖之风云，儿女之情长相映成辉，并由此产生一种壮美。以《笑傲江湖》最为璀璨夺目。五岳雄奇的风光，恒山的悬空寺，衡山的归雁楼，嵩山的封禅台，浩荡的长江，滚滚的黄河，尽纳其中。还有《射雕英雄传》中茫茫的大草原，带给人一种厚重、深远的文化享受。并且辅以琴、棋、书、画等高雅的艺术品位精心构思出纷繁多样的传奇故事，从而使整部小说显得典雅、雍容，含有一种深厚的艺术底蕴。《天龙八部》中的枯容大师与四大恶人的棋局之赌，无亚子的真龙棋局；《笑傲江湖》中的琴棋书画“江南四友”，还有那一曲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曲。作者的精妙构思也在于此，以一支乐曲组织全篇，演绎出一段回肠荡气的江湖故事。
总之，金庸通过通俗小说洞察了整个东方几千年的文化脊髓，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并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察与反思。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历史、虚幻、人生、江湖中贯通，从佛禅、老庄思想中得到解脱与升华。任自然而得旷达，由一瞬而转换为永恒。悲慨之中容有超脱，包容种种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合在开阔博大的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历史画卷之中，系于一个个爱恨悠悠的情节。金庸小说在一种阔大辽远的自然、社会的范围之内，完成了一种入世与超世、乐观与达观的深远的艺术境界。
3、为什么许多人都是“金庸”迷，”金庸“到底好在哪里？
因为金庸的作品，基本每一部都很经典，而且基本每一部都被翻拍成了电视剧。像《鹿鼎记》、《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更是被翻拍了好几次。甚至这几年，依然还在继续翻拍。
就是因为太经典了，所以观众愿意去看。而且，在金庸的每一部小说当中，都包含了很多的知识。除了江湖之外，还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包括人情世故、历史文化等等。
所以，如果大家用心看金庸的小说，会发现每一部都是金庸花心思认真写的。其实，他的书已经不仅仅只是小说而已，还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还有很多正确的人生观，即便是在现在的社会中，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在金庸的作品当中，包含了很多的爱国情怀。那些大侠每一位都是忠君爱国，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
再者，因为金庸开创了一个武侠时代，圆了很多人的武侠梦。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对现在的社会很无奈，因为有太多的框框条条，有太多的限制。
但是在金庸的武侠时代里，你可以替天行道，你可以匡扶正义。甚至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整个江湖都可以由你说了算。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在金庸的武侠书本中能够实现。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金庸陪伴我们整个成长阶段，晚上偷偷躲在被窝里，看金庸小说。放学回家后，第一时间就是打开电视，看各种武侠经典。所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已经成为了大家回忆的一个部分。
4、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和不足之处
金庸这个名字，在华人世界中可谓是家喻户晓。他不仅开创了中国第三代武侠小说，而且把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推上了顶峰，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武侠小说创作的大家，作为与古龙、梁羽生齐名的第三代武侠小说创作者中的代表人物，金庸先生出手不凡，从创作《书剑恩仇录》开始，在前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接连创作了十四部武侠小说，几乎每部小说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在华人世界中普及程度之高，其艺术成就之高，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为什么金庸先生能屡获成功，为什么他的武侠小说如此受欢迎，我想个中原因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作为金庸先生的拥趸之一，作为武侠小说迷之一，我想就我个人的体会浅谈一下金庸先生武侠小说成功之谜。
第一，金庸先生的博学多才，是他的武侠小说获得成功的基础。众所周知，金庸先生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等无一不通，于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也有精湛的研究，正因为如此，金庸先生再创作武侠小说时才会得心应手，显得如鱼得水。
且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大多与中国古代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武侠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在历史上也是确有其人的。金庸先生巧妙的把武侠小说的创作与中国古代历史融合起来，而且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比如，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金庸先生就是把人物置身于宋末的乱世之中，详细的描绘了宋、金、元之间的民族矛盾，描绘了宋与元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仿佛把我们每一位读者都带到了宋末的中国，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他的博学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在金庸的笔下，琴、棋、书、画皆可练就绝世神功，如《笑傲江湖》中的江南四友，他在《倚天屠龙记》中对银钩铁划张翠山那一套书法武功的刻画，让人惊叹于他对中国书法的精深的研究，而他在《天龙八部》中对于“珍珑”棋局的构想，更让读者对于他的奇思妙想和对围棋的研究惊叹不已。
而金庸对于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八卦的理解也深深地融入了武侠小说中，小说中高深的武功往往是与五行八卦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在金庸的小说中，高深的佛法，精深的佛理，在人物口中往往脱口而出，不能不让人叹服于金大侠对佛教研究之深。
总之，金庸先生的博学多才，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泉，也丰富了他创作的手法和类型，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涉及的历史、地理、人文科学等等知识，深深地吸引了每一位读者，让读者如饥似渴的吸取着书中的营养。
第二，深刻的矛盾冲突是引人入胜的关键。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伴随着故事情节发展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冲突。比如，在《射雕英雄传》中，一开始作者就安排了包惜弱救完颜洪烈，而完颜洪烈为了霸占她，竟然杀了包氏的丈夫和其义兄，却善待了包氏和其子，从此，包惜弱就陷入了家仇国恨和个人感情的纠葛之中，也为杨康认贼做父作了铺垫。而在郭靖的身上，更纠缠着数不清的矛盾冲突——郭靖从小被成吉思汗抚养长大，和拖雷结为安答，和华筝公主青梅竹马，到最后却不得不为了民族大义和成吉思汗反目成仇，甚至于去刺杀拖雷，为了和黄蓉而舍弃华筝；他从小受江南七怪传道授业，情同父子，后来，为了替自己的几个师父报仇，情急之下，差点错怪了黄蓉，等等。
又如在《神雕侠侣》中，主人公杨过的身上，也体现着种种矛盾冲突。杨过很小的时候就没爹没娘，一个人流落江湖，好不容易遇到了郭靖、黄蓉夫妇，可是黄蓉对他始终心存戒心，郭芙、武家兄弟也总是欺负于他；在桃花岛实在混不下去了，被憨厚的郭靖送到了全真教，却遇到了人面兽心、唯利是图的赵志敬做老师；天天被师父和师兄弟欺负，终于爆发了一次，却打伤了人，闯了祸；逃到了古墓派，总算是有了容身之处，而且小龙女也对他渐生情愫，可是两人刚打算出墓闯荡江湖之际，却因为尹志平暗中施恶而产生误会，小龙女也离开了杨过；之后两个人虽然复又相聚，但却因为种种误会，总是聚而又分，甚至为了让杨过安心治疗情花之毒，小龙女又再次离开杨过，直到十六年后再相聚才永世不分离；为人风流倜傥、仪表人才，却被郭芙斩断了右臂，成为了残疾人；郭靖对他疼爱有加，如同己出，他却为报父仇，欲除之而后快。一言而蔽之，激烈的矛盾冲突在杨过身上时时纠葛在一起，不仅把他放到了冲突的漩涡，也让他比一般的人更为成熟。
正如金庸先生自己所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能引人入胜，更能增加作品的感染力，让每一位读者在欣赏武侠小说的过程中，不自觉的随着主人公的喜而喜，随着主人公的悲而悲，也更加能融入到小说所描绘的武林世界中。
第三，对人物有血有肉的描写，是金庸武侠小说成功的关键。作为武侠小说，刻画英雄人物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而金庸武侠小说对人物成功的刻画，更是有其独到之处。
金庸先生对人物的刻画重在从人物的内心深处、从人物的品质来进行。比如，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先生刻画郭靖这么一个人物，就有不同凡响之处。郭靖能威震武林、人人敬仰，不是单凭自己有着一身震烁古今的武功就能做到的，更是靠着他扶危济困、主持正义的侠义精神，靠着他义守襄阳，抵御外侮的实际行动。正如郭靖自己所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正因为“为国为民”，因此，郭靖这个人物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必然是高大的、光辉的，也比一般的武侠小说中单靠武功取胜的武侠高出了一个档次。
又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先生刻画了箫峰这个深入人心的人物。小说起初，乔峰作为丐帮帮主，屡次率众抵御辽兵入侵，杀伤辽兵甚重，立下赫赫大功，后来，他被人陷害，与中原武林反目成仇，投靠辽国作了高官，人生的巨变，特殊的遭遇，使他终于认识到，辽国也有好人，大宋也有奸贼，辽国与大宋相争，死伤的都是无辜百姓，因此，他才多次力主辽、宋和平相处，直至最后以死相谏。箫峰这个人物，到最后无疑已经成了一个维护国际和平的国际主义战士，其精神境界之高，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社会人们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在读者心中，箫峰的高大形象简直就是空前绝后的。
总之，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是金庸先生高超创作水平的体现。研究金庸先生成功的原因，不仅能帮助创作者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更能提高我国通俗文学的整体水平，使我们能欣赏到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平！
5、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6、名人怎么看金庸武侠？
金庸武侠，就其受众而言，上至学者教授，各界名流，下至平民学生，都有攘括，堪称华文之冠。喜欢的人很多，抨击的人同样多。就我所知，狂人李敖，明星教授易中天，著名作家王朔，都不喜欢金庸武侠小说。
一，王朔看金庸王朔表示金庸武侠小说不入流，他认为媚俗的成分居多。
王朔在《我看金庸》里论述金庸，语言相当犀利，被金庸认为是对其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次猛烈攻击”。不像李敖，牵涉人品，王朔是就小说评小说，不夹带私货。 王朔对金庸武侠提出了哪些质疑呢？起码有这几点：
一，人物之间，没来由就有滔天大仇，动不动就你死我活。生活中哪有那么大气性？这就导致金庸武侠很多情节立不住，更经不起推敲。 秦红绵被段正淳甩，整天闲着没事找人报仇。李莫愁更是不停追杀老情人全家，等等，太多。
二，见面就打，谁也干不掉谁，刚要干掉，就横飞一人出来，节外生枝。明明三两句话就能交代的事情，就是不说。 比如乔峰误杀阿朱，就是强行的悲剧。乔峰跟段正淳那样对话，故意南辕北辙，一句不多一句不少，都卡在点上，还不够强行吗？而且全程乔峰他爹都知道，居然眼睁睁看着儿子杀死无辜的人，还是自己儿媳妇。真是漏洞百出。无法圆场。
三，人物脸谱化严重，语言、情节也是大量重复。乔峰、段誉、郭靖形象都过于单一。王朔硬着头皮，实在是读不下去了。于是就写了《我看金庸》。
四，还是江湖仇杀那一套。没有人性的探讨，没有社会的批评，也没有历史的思考。还停留在打打杀杀的表面。引不起人的兴趣。
二、易中天看金庸易中天曾表示：我对金庸毫无兴趣，我喜欢古龙 。
在金庸武侠小说被众多人热捧，乃至被视为“金学”的时候，一些学者、教授、作家终于坐不住了。继王朔打出一记重炮，学术明星易中天也加入进来。
跟王朔的零星散论不同，易中天专门撰文发表评论文章。文中，易老师大概讲了这么几个要点：
一， 金庸拯救了武侠小说，但不是靠“学问”或“文化”。那些玩意卖不了几个钱。也就是说，读金庸小说，图个乐就行，其他都是想多了。
二，易中天认为金庸不但“媚俗”，而且“媚雅”。“媚俗”即讨好大众，“媚雅”即讨好文化人。因为金庸书里会夹带一些佛禅机理、琴棋书画来装点，也就是王朔所说“扯淡都要扯出一副大道理来”。却又半生不熟，容易让大众产生文化档次的错觉。一个有文化的人，便会觉得粗浅。 易中天认为，这是金庸不真诚的地方。又想靠武侠圈钱，又想得主流文化之名，最终也还是在俗文学里打转。总想拔高档次，然而武侠就是这么个俗底子。
三，贸然称金庸为“文学大师”实在不妥，说是“营销大师”更确切。因为金庸武侠首先拯救的是他的《明报》，“金学家”们应该研究的是金庸当年如何把市场做大，把份额占足，把钱赚够，而不是谈什么金庸武侠的文学水平与艺术创造。
因为金庸武侠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最多只是改头换面。这方面，易中天认为古龙比他强。古龙不掉书袋，不谈似是而非的哲理禅学。古龙也很坦诚，写武侠小说就是为了换酒喝。反倒有了别样的洒脱与魅力。
易中天老师说，写作累了的时候，我会翻一翻古龙的书。
7、同样修炼乾坤大挪移，阳顶天与杨逍都练不好，张无忌为何一天就能练成？
因为从金庸看来，明教已经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困境，面对六大门派来围剿光明顶，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镇压住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张无忌了，而张无忌如果练不成乾坤大挪移是无法力战群雄的，所以金庸就给张无忌了一次特殊照顾，让他在一天之内练就了乾坤大挪移。并且在金庸的小说中不乏可以看出他对张无忌的期待与见解很高。
乾坤大挪移是非常厉害的武功，当年明教的教主阳顶天修炼的就是此门武功。但是阳顶天仅仅将乾坤大挪移修炼到了第四层，这套武功被称为是一门神奇玄幻的武功，后来阳顶天修炼到第四层的时候听到了自己的妻子与成昆在隔壁偷情，不慎走火入魔死了，我们从阳顶天身上可以看到乾坤大挪移这套武功非常难修炼。
也许这也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天赋和个人理解。每个人的焦点和天赋都不同。你认为简单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很难。世界上有天才，更不用说这部武侠小说了，其中张无忌仍然是主角，事实上，作者故意给他一个“加速”，让他立即学会强大的功夫，从而使他能够面对江湖上的冲突，达到“化解纷争，跻身前六”的目的。要知道，张无极在练干坤移除之前，空有一身内力。
没有高强的拳脚功夫，使得他如同一位废材一样。而这样的一位侠者，又怎么能担当得起重负的江湖。所以笔者就是通过主观的注入，使得他快速成长起来，从而达到了笔者心中之中的目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说张无忌才有了在一天之内就练就了乾坤大挪移的境界。
8、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点。
金庸武侠总论
金庸最得武侠小说之中道，自由出入于有无之际。有者，小说结构完备严整，内涵博大精深是也；无者，小说文势无拘无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总体来看，十四部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为宗本，一出手就显大家风范，此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基，太极是也。由此生发相反相成之两仪：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两书势分正奇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珠联璧合，犹如两仪剑法，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双剑合璧，乃归于倚天屠龙记，又一太极也。由此又生发两仪：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经典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天龙八部堪称至法、至正、全有，包罗万象，武侠中之哲学；笑傲江湖堪称无法、至奇、妙无，随意挥洒，武侠中之诗。至法无法，至正至奇，全有妙无，哲学就是诗，所以两者自然融归于鹿鼎记，浑然天成，透彻圆融。如果按照独孤求败一生在剑道上达到的不同境界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则书剑恩仇录是刚开始练剑，射雕英雄传是青锋宝剑，神雕侠侣是紫薇软剑，倚天屠龙记是玄铁重剑，天龙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境界，对应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侠小说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侠，鹿鼎记则是无剑境界。
与此对应，金庸武侠小说之侠客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陈家洛是第一个侠客的化身，但其内涵主要还是在民族主义的维度中展开。之后，郭靖和杨过在互补的意义上比较充分的展开侠客的内涵：郭靖是集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杨过是个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郭靖和杨过身上所体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已经开始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而提升到人类主义的境界。郭靖是正统意义上的大侠，杨过则是反正统意义上的大侠，但正反一体，两者都是至情至性者无别。两者的内涵在张无忌身上得到融合。张无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将正反两种意义的大侠化为一体。通过张无忌，金庸将大侠的理想境界建立于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见精纯。此后，侠客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在乔锋和令狐冲身上得以展示，两人分别是郭靖和杨过的更高意义、更为自由的发展阶段：乔锋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无名老僧称赞他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萨心肠”，“大仁大义”，这一点与郭靖毫无二致，但金庸通过乔锋乃至江湖众生相的深刻刻画，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高度。天龙八部就如一部佛学的史诗，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伟大精神。天龙八部事实上是经典武侠小说真正的颠峰，虽然笑傲江湖更为飘逸自在，鹿鼎记更为透彻圆融，但都不如天龙八部博大精深——物极必反，从笑傲江湖开始逐步走向反武侠，直至鹿鼎记成为非武侠。令狐冲则更能体现对于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和人自身命运的自主把握。杨过和令狐冲都是坚持自己个性自由的典范，但与杨过相比，令狐冲大原则把持得住，而小节则无可无不可，很好的统一了顺应世俗和坚持自己个性的矛盾。令狐冲代表了侠客个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侠之意义至此而极，故到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成为非侠韦小宝和康熙大帝。虽然是非侠，实际上是对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说非侠首先彻底的、比侠客本身还要更好的实现了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侠的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和造福苍生而言，则康熙乃至历代圣王励精图治，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侠。比之于圣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说微不足道，如此说，可谓至侠无武也[天龙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风流，鹿鼎记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天龙八部是盛唐气象，笑傲江湖是魏晋风度，鹿鼎记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侠小说乃至于侠客的理想本身就终结了。
简单总结一下，金庸从民族主义（书剑恩仇录）写到人类主义（从射雕英雄传到最后都是，但逐步深化），从人的命运（天龙八部）写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后归结到最凡俗的非武侠、生活、历史本身，表明了一个最为简单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义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或建立，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又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金庸为什么到鹿鼎记就封笔了？因为他已经无武了，其实如果联系到金庸以后改而写历史小说的话，我们会说，金庸的封笔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其实也无所谓终结不终结，起点不起点的，随缘任运，到什么境界干什么事而已。
就金庸小说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书剑恩仇录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为起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则是对此的相辅相成的展开，射雕英雄传通过郭靖主要展开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的一面，而神雕侠侣通过杨过主要展示了儒家正心诚意至情至性的内圣的一面，在此，必须说明两点：一、超越狭隘民族主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本来就是儒家文化的崇高追求，因此对儒家思想的深入揭示必然将自己提高到人类主义的境界；二、如果我们领悟了儒家文化的真谛，就会明白，儒家文化从本性上决不违反人性，相反，尽心尽性尽情才能知天知命达道，如此，就自然过渡到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学化的道家，偏于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质朴和博大；之后，金庸在两个方面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个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龙记的博大之处，此即形成为天龙八部，武侠小说至天龙八部，达到森罗万象、无所不包的境界，犹如华严宗的一真法界，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自我转换，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风骨展开为飘逸与逍遥，此即形成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诗化的道家，偏于庄子一面[天龙八部将道家文化的博大展开到完备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将道家文化的自然展开到自由自在的程度]，于是乎就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最终归宗于平常、本真的鹿鼎记做好了铺垫，鹿鼎记是禅，是平常心即道的境界。
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由儒变而为道又由道变而为佛禅[同时兼赅墨法兵阴阳等各派]，直至回归到生活和历史本身，乃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进程，整个发展过程逐步递进而又浑然一体。整体而言，金庸由非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此为无中生有，越来越精深，达到最高境界又归于非武侠小说，又由有而归无，完成了一个大循环。《书剑恩仇录》为初入大道，倚天屠龙记乃小成境界，鹿鼎记为大成境界。《书剑恩仇录》为初发心，凡夫位；倚天屠龙记为超凡入圣，圣人位；鹿鼎记为返朴归真，凡圣等一，平等位。总体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可谓善始善成，因此有关金庸封笔，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金庸武学总论
新武侠小说诸作家中，就武学修为之深邃博大而言，无出金庸其右者，乃至于可曰：通金庸武学即通一切武学。
金庸武学，一言以蔽之曰：以武论道，由武而显道者也。
武学至上境界，乃即武学而超武学之境界，武学与非武学，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无佛家武学，无道家武学，亦无俗家武学，无佛家、道家、俗家分别之相，乃至亦无无分别之相，佛陀所言离一切分别无分别是也，亦可谓真如自性，大道之实性，此为一切武学非武学之源，不可思议，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说，假而言之，曰武学之无极境界可也。对应于非阴非阳或无剑境界。
此无上妙境自性起用，自体自然生发而分别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谓佛家武学、道家武学与俗家武学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离，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于无与有之间，武学之太乙境界也。具体而言，九阳真经、九阴真经、独孤九剑[木剑境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系统化]即此境界也。九阳真经是佛而非佛：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乃从佛学至上大乘禅宗正宗真传达摩祖师所传之无上佛法而化来，故一切佛门武功皆归于九阳真经；非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佛家武学也。九阴真经乃道而非道：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为道家大宗师黄裳由道学渊薮道藏中化来，故一切道家武功皆归于九阴真经；非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道家武学也。独孤九剑则是俗而非俗：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乃俗家千古奇人独孤求败以易经为总根源而化来，故一切俗家武功皆归于独孤九剑；非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俗家武学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万流归宗之势融汇于以上三大武学，此三大武学又以九九归一之势归于自然无为的绝顶境界。故三大宗师，达摩祖师、黄裳真人和独孤大侠，虽假借佛门武学、道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方便，而实际心中并无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学之分也。
三大宗师之分别：就最终意义而言,独孤大侠,黄裳真人,达摩祖师三大宗师当究竟无别,皆可称绝顶境界,然细论仍可分出高下:达摩祖师当下直承,纯以自心为源而生无上武学,武学只是明心见性之方便,也就是说, 达摩祖师对武学的境界是本来超越,本来无武;黄裳真人是假借道藏为缘,以自心为因而生至上武学之果,终究有所凭借,故虽最终超越了武学,尚非本来超越之境界,不过极其接近此境界,独孤大侠则经过一生极其艰苦的修习之后,直到最后才超越了武学,踏入武学和人生乃至天道证悟的至上境界,比之于以上两位稍逊一筹.达摩祖师乃无为境界,黄裳真人乃类于无为境界,独孤大侠则是由有为而归于无为的境界.达摩祖师是当下无极,黄裳真人是由太乙而无极,独孤大侠是遍历一切有形而无极[基本上经历了剑道修习过程中的所有阶段,经历最全],不过最终无异，都是体用一如之境界：达摩祖师以真如为体，以博大无边的无量武学为用；黄裳真人九阴真经上卷明大道微妙本体，下卷为破尽天下一切武学之法门；独孤大侠的无剑境界，既是内力的无所施而不可，又是剑招的变化无穷。
类似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在桃花岛山洞中，周伯通说道：他（王重阳）说我学武学得发了痴，过于执着，不是道家清静无为的道理。我那七个师侄当中，丘处机武功最高，我师哥却最不喜欢他，说什么学武要猛进苦炼，学道却要淡泊率性，这两者是颇不相容的。于是郭靖就问周伯通：为什么王教主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周伯通：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许多武学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并非如我这般勤修苦炼的。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之意，故王重阳理事圆融，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侠客行”上的武功各派高手[无论是少林、武当这样的正宗门派还是各种奇门武学]以任何见解去解释都不得其真谛，而石破天无心、无意而自然契合于其境界，也可以说是自然无为境界之体现也。与道相合之后，一切武功皆纷至沓来，随心而发，无不自如。
以上两种境界皆不受武学门派限制乃至于不受武学限制，武学之自由境界也。如不能恒持此境界而自心生疑，则沦入有形且被其束缚，如此而观，则天下武学遂分为三大宗：佛、道、俗是也，且三大宗之武学又由自身而无穷化生，渐次生出自己的太极境界之武学、两仪境界之武学乃至一切可能境界之武学，整个武学格局至此即成门派纷呈、万象并存之景象。两仪境界之下，繁复不可论也，故只论太极与两仪境界之武学。
道家武学之太极境界易见，即太极剑法[和拳法等]是也，分而为两仪剑法，合则为太极剑法。阴阳刚柔，互生互化，相反相成，两仪也；混成一体则太极也。而佛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太极境界何在？曰：易筋经即佛家武学之太极境界，而玄铁重剑即俗家武学之太极境界是也。易筋经乃少林武学之总法门，一切少林绝技与武学皆以此为基方可成就，而此经非少林弟子不传，已经分了门派；而少林武学两仪境界，乃由易筋经而自生刚柔功夫，少林武学之特点并非阳刚，而是光明正大，一味刚猛并非少林武学之真谛，少林功夫中虽不乏金刚指之类的至刚至阳之绝技，然亦有“拈花指”等至柔至和之绝技；或曰：少林武学外功为刚而内功为柔，内外兼修，刚柔并济，最终合而为一，亦为太极境界无疑也。至于玄铁重剑之武学，乃独孤求败超越至刚的青锋宝剑[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和至柔的紫薇软剑之后将两者混成一体而成，达有形剑法之极至，是“一”的境界，也就是太极境界。
天下武学，本来一源。由体起用则化生无量武学，反之，由用归体亦可返朴归真，返本还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修习俗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天人合一，修习道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归于大道，修习佛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明心见性，殊途同归，都是自由王国的境界。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经典意义
世界上伟大的文学经典其特征是雅俗共赏，长盛不衰，也就是既拥有高低深浅各个层次的读者群体，同时也能够获得各个时代读者的接受和共鸣，因为文学经典都具备时空两个维度的特点：在空间上作品应尽可能涵盖各个层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广阔博大深邃无限丰富的世界，甚至应该同人生、宇宙同样浩瀚；在时间上作品能够超越不同的时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只有作品从本性上超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才能经得起不同历史时代不同读者的检验，才能获得不同历史时代各种人的共鸣。如此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称为经典。
金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金庸小说中，不同的观念可以多元并存，和而不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浑然不可分的整体。无论作为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还是作为非主流思想的其余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说中各得其所。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之广博与精深而言，金庸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侠小说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东方文化的一座长廊，琳琅满目。曾有一位学者用一副对联评论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驱琴棋书画；驰骋文史哲，遣星相医卜。因此，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说才拥有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但金庸让人称道、难以企及之处还并非单纯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对不同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恰如其分的把握。这种精当的分寸感和纯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纯正的体现。博大是向外开掘，而精纯则是向内、向本性深处锤炼。如果说博大是包罗万象，那么精纯则是将博大所包罗的万象贯通起来而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亦即达到贯通一切的“一”，而同时每个个体并不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是各就其位，各成其性，随在各足，不相妨碍，不仅不相妨碍，而且还相辅相成，相济相化，一切皆和谐之至，最终才能达到透彻圆熟，随心所欲，无不自如的境界。由于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后盾，金庸的文学作品就具有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
但金庸作品的超凡之处并不在于、主要不在于、首先不在于对中国或东方文化的理解与阐发，而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特定的形态中揭示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人类的永恒价值与普遍的大道。何谓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己命运的认识和把握，对于社会规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证，并不只是对于江湖人才有意义，也并不只是对于古人才有意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首要意义，是我们生存的意义之源。伟大的作品还都具有一种史诗的风格，这当然是由作品本身内涵的博大丰厚所决定的，因此《水浒传》是江湖文化的史诗，《三国演义》是英雄文化的史诗，《西游记》是修行的史诗，《红楼梦》是社会和人性的史诗[《西游记》和《红楼梦》是一真一俗，《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或《水浒传》是一阴一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一精一粗]。我们同样可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史诗。
金庸的十四部武侠作品，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都是长篇，特别是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的篇幅都和红楼梦不相上下。墨家文化的积极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万民，道家的自然无为、与世无争，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及兵家、法家、阴阳纵横之术都有所反映。从宋代直写到清代，时间跨度近千年；宋、元、辽、西夏、大理、俄罗斯，江南漠北中原边塞宫廷市井军阵，空间跨度极为广阔；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历史问题、人类的命运问题、大道的本性问题，各种问题皆有体现；既有宏观的大场景的刻画（如天龙八部少林寺大战，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与六大门派之战，神雕侠侣中襄阳大战，雪山飞狐中天下掌门人大会等），也有微观的细节的细腻描写，而且宏观与微观能完美的融为一体；既有对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千丝万缕而脉络分明，结构严整，境界博大，意境深远。金庸的武侠小说因含纳万状而在当代做到了雅俗共赏，它也必能因趋近永恒而在各个时代长盛不衰。
参考资料：http://www.gulongbbs.net/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2&ID=21403
9、急求关于金庸论文一篇
这篇应该行武侠本身亦无意义
武与侠是武侠小说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维。然而在金庸的小说中,武与侠同样呈现出一种无意义性,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的荒谬。金庸在他的小说里对武功及其意义有过不同的论述。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作者对郭靖和杨过二人学武的过程有详细的叙述,因为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他们学武的过程也是他们的成长过程,随着武功修为的一步步提高二人的世界观和道德意识也逐渐形成;在《倚天屠龙记》,虽然作者同样详细地交待了张无忌的学武过程,但在这里武功的作用已减退,张无忌的武功再高也无法改变蒙古人入侵,元朝兴起而宋朝灭亡的历史事实;到了《笑傲江湖》,武功更变成一种扭曲的形态,甚至要以丧失人性的代价来获得;到了《鹿鼎记》这个类似闹剧的故事中,男主角韦小宝是一个完全不懂武功,也懒得学武功的小无赖。然而当武功高强的“侠客”出现生命危险时,要靠韦小宝来化解。历史的发展,如康熙杀鳌拜、大清王朝的巩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等等也要通过韦小宝来完成。从中可以看出金庸对武首搏功的论述经历了一个由充满自信的描写,渐渐变成一种自我怀疑,最后索性完全抛弃的过程,由此,金庸消解武功对于武侠小说的意义。从郭靖到韦小宝,金庸小说中对于“侠”的论述也经历了一个由树立侠的典范到反侠、无侠的过程。郭靖是金庸心目中侠的典范,他敦厚有礼深明大义,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到了《神雕侠侣》杨过就跟郭靖很不一样,他虽然是“神雕大侠”但是已有了几分得邪气。他认西毒欧阳锋为父,集正派邪派的武功于一身,与自己的师傅小龙女相恋,郭靖们所看重的正邪、是非、礼法对他而言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到了韦小宝这里金庸则完全消解了侠的意义。这个没有侠义精神的无赖,依靠他的机智、油滑自如地游走在完全对立的朝廷与武林、灭明与复明之际,如鱼得水,事事顺遂。与此相反,侠客的所作所为却常常成为世人的笑柄,阻碍着历史的发展。由此一切正统思想统统让位,侠客行为的正义色彩以及拯救意义丧失了其有效性,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模糊。什么是美善,什么又是丑恶,一切均陷在混沌之中。
“艺术是某一时期集体的梦;如果我们有目能视,则我们可以在这个梦境里最清楚地探求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世纪:在科学发达,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化的“繁华”背后,是现代人心灵的贫瘠和无穷的焦虑,是虚无孤独,悲观迷惘的存在困境。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成年人的童话”,然而作为一个对生活有着深刻谈雀体察、认真为文的作家,金庸借武侠小说诉说了那游戏下的沉重,虚幻后的真实。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会发现作者对现代人存在困境的深切含芹早体认与强力关怀和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们有着惊人相似的共鸣。他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洞察人性的睿智揭示出了现代人“在路上”的存在困境--不知道从何处来、不知道向何处去,始终在宇宙中悬浮着。然而金庸并没有因为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就陷入悲观绝望之中,相反,他在武侠世界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荒诞英雄,一个个有血有肉挺立于世的悲剧式英雄。这些英雄在无望的反抗中“恢复了生存的伟大”,表明了人是不可征服的,人生的价值通过反抗过程本身彰显了出来。正因为如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了博大的襟怀及沉雄厚重的精神气质,正因为如此我们从金庸笔下这些感天动地,令人热血沸腾的大英雄身上看到了存在黑暗中的光
明,生命悲凉中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