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张爱玲小说中的雅与俗

1、如何理解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

一般认为,张爱玲小说钟情于描摹世间凡俗中的平常事,反映俗世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认同世俗价值观,在题材和主题上体现出一种追求平凡中的美的倾向;在情节和结构上,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不刻意安排结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进有序展开,显得信笔所之,自然随意;语言上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具有直白易懂的特点等。这些评价固然有其道理和依据,但还不能说是对张爱玲小说审美特征的全面把握。本文就以张爱玲小说代表作《倾城之恋》为例,对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尝试做一个归纳:一、题材主题体现了凡俗与超脱的有机结合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多选自世俗平凡生活,擅长于刻画具有世俗特性的凡人形象,展现他(她)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主题思想上,有人说张爱玲小说认同俗世生活,认同世俗的价值观,认同世俗的观念和情感①, 事实上,张的小说对世俗的一些价值观确有部分的接受,但更多时候表露的则是锋藏不露的批判或深深的无奈,有时叙述本身就是出于揭露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正视,正视意味着不忽视其存在,但并不一定对其承认或赞同。这一特点使张爱玲的小说往往能体现出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拔俗之气,因此,应该说张爱玲小说在题材及主题上体现出的实际是一种平凡美与超脱美的融合。《倾城之恋》叙述了年轻的离婚少妇白流苏和归国阔少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很显然,这个视角符合张爱玲喜欢写庸人俗事的习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种社会环境应该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却把焦点放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平凡人身上,两个人从认识到恋爱、直到结婚经历了一个复杂坎坷而漫长的过程。战争这样国家大事在这个故事里也只不过是个陪衬,一个出人意外的凑巧因素。从知人论世这个角度来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情感主题上确实具有庸人俗事的特点,这使《倾城之恋》能让一般的读者有亲切感、真实感,容易将故事中的人物和自身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况味的审美体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主题上又是超脱的。首先,从人物性格及其背景看,白流苏和范柳原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人相比,在其个性、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特异的地方。白流苏是一个聪明美丽的离婚少妇,由于从小受父亲影响的缘故,具有一种好赌和敢赌的天性,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冒险赌一次。范柳原刚刚从国外回来,从小在国外长大,在父亲故世后,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使他成了一名生性风流,且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富家公子。可见,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庸男俗女,对于平常人而言具有明显的特异色彩。其次,从思想主题上看,两个人的爱情虽然离奇而并不崇高,恋爱时互玩感情手腕、勾心斗角,让人感到一种浓郁世俗情调。但是,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张爱玲在看似冷静客观的陈述之下实则寄寓着对社会现实强烈的批判,表达了一种隐隐的无奈和哀痛。这场爱情带给白流苏的不是纯然的快乐幸福的体验,更多的是悬念和猜疑。即使是最后结婚,也不能归功于两人的缠绵之恋和相互的真心付出,而是一场战争促成的,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当然这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中又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隐含其中的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批判,带给人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启迪,似乎让人一下就能看穿充满于世俗之间的各种猥琐的较量,进而获得精神境界的升华,让人从中获得一种顿悟和超脱的审美体验。二、情节及结构上体现了自然随意与曲折回环的统一张爱玲小说的情节设置确实不能说是高潮迭起,而是保持俗世生活的平淡本色。但她小说的情节并不是单纯的平淡自然,而往往是与曲折跌宕对立统一,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表、百曲千折。《倾城之恋》的情节就明显有这个特点,既不失平淡自然,又让人感受到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白流苏离婚后回到了白家,在被兄嫂们骗光了积蓄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常常恶语相加,母亲对她的遭遇视若无睹,正当白流苏痛苦绝望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徐太太来为她未出阁的妹子提亲,准备介绍她妹子与范柳原认识,顺便也为流苏介绍了一个准备续弦的人家。但魅力男子范柳原竟然偏偏相中了白流苏这个年龄较大的“败柳残花”(嫂子语)。 在香港浅水湾饭店,白、范二人关系日益亲密,但有一天,范柳原却转而与一个印度女人亲热起来,白流苏明白范柳原是在用激将法,企图让自己主动投怀送抱,因而她丝毫不动声色,使得范柳原又主动与流苏恢复了亲密关系。读者这时可能会认为这下白流苏一定能够如愿了,但出人意表的波折又出现了,白流苏因故要回上海娘家,而范柳原也故意不加阻拦,这一去就是两年,期间没有范柳原的任何音信。这下看似没戏了,但故事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逆转,徐太太受范柳原背后指使,要带流苏一块去香港。人们会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经过了二年多时间的考验,白流苏想结婚的愿望论情论理都应该实现了。令人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范柳原最后仍只是决定与白流苏买房同居,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匆匆买房同居后没有几天,范柳原就准备把流苏留在香港,然后只身去国外办事。这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流苏结婚的愿望肯定难以实现了,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时又一个大逆转突然出现——战争突然爆发,香港一时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战争使范柳原出不成国,留在香港与流苏共度难关。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范柳原思想竟然在突然间出现了极大的逆转,主动提出要与白流苏马上结婚。一个出人意外的圆满结局就这样出现了,整个故事情节显得曲折跌宕,令读者始终也猜不透故事结局。有人认为张爱玲不擅于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建构,只是从直觉出发,信笔所之,因而常常显得缺乏宏观上布局的把握,主题前后不一,记叙散漫;有时又为细节所拘囿,繁琐重复,使通篇小说显得更加生活化、繁复化,因而也就一定程度损害了结构的统一与完美。② 这是值得商榷的。从《倾城之恋》看,结构上没有刻意安排,比较随意,但从头至尾各个部分之间都能做到前后照应,让人感到紧凑而和谐,具有回环往复之美,丝毫不显得散漫;细节描写虽多,但基本都能恰到好处,一点也不显得繁琐重复。三、语言上体现了通俗直白与精工细腻之完美融合张爱玲小说的语言体现了通俗化、群众化的特点,通俗直白,显得自然亲切③,贴近生活。尤其是在叙事写人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倾城之恋》中,时常看到整段的叙述用的都是日常口语,且句式长短不一,显得直白而自然。但是,如果仅仅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点归结为通俗直白,则又难免片面。实际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还有精工细腻的一面,尤其是在构造意象、抒情写景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如《倾城之恋》的一段景物描写:“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整段的景物描写,用词准确传神,色调鲜明,对比强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各色物件如在目前,显得精工细腻。四、艺术手法上融贯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张爱玲从小就喜欢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九尾龟》《醒世姻缘》等书,而且古文功底也很好,她曾熟读《古文观止》;她还擅长于英文写作,对国外文学的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④。这种背景使张爱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能够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往往体现出一种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这在《倾城之恋》有着集中体现。在《倾城之恋》中,既有来自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妙的比喻与繁复的意象的应运,又有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如象征手法的应运,《倾城之恋》开头对白公馆的时钟的描述,以及香港海滩老墙的描述,都有象征作用;再如细腻而富有深度的心理描写。在她的小说中,有时心理的真实仿佛要超过现实的真实,如对白流苏在极度难过时看到的幻境的描写,让人感到那不是幻觉,甚至比现实还能说明问题,所有这些又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审美特质。如果用“亦洋亦古,非中非西”来形容张爱玲小说这方面的审美特点,还是比较贴切的。总之,张爱玲小说带给人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它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已经令几代人为之着迷倾倒,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深受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和青睐。今天我们对张爱玲小说进行探索和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更好地了解张爱玲,了解她的小说,更重要的是要让今天的小说作者也能从中得到养分、得到滋补,让当前时代也能不断涌现出张爱玲小说那样的光辉作品。

2、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是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

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

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

对中国文学史的独特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可以不把她称之为文学大师,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小说继承传统又能超越传统,在小说表现技巧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取得一定意义上的突破。

形成“说书人的构思、冷静的叙述心态、参差对照的写实手法、感觉外化的心理描写、突出的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文体”。这一文体对人们的创作起着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这是她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

3、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与同时期女作家相比较

张爱玲风华绝代,她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她本身背景,同时代的女作家没有能与她相比较的。萧红若不是英年早逝,或许可能。

4、张爱玲小说既通俗又先锋的艺术个性是什么?

(一)艺术个性:
华美的语言《金锁记》的语言圆通滑润,婉转有韵,具有新旧雅俗的特点。文白相济,雅俗共赏,特别是工笔描绘的写实,带有浓艳繁复的效果,又往往带有苍凉的意味。2、新旧雅俗的特点(1)新——小说艺术技巧的创新;西方现代小说意识流、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电影蒙太奇手法的使用。(2)旧——小说安排情节、结构、塑造人物等承传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手法与意味。(3)雅——作品内容规范,高贵典雅的风格。指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表现出的典雅风格。(4)俗——张爱玲的小说通俗易懂,故事性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暗含哲理。情节曲折动人,一环扣一环,具有通俗小说的特点,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3、修辞手法的妙用(1)通感作者以通感的方式将声音、气味、色彩、触觉贯通,糅合,剥离,使意象新奇,富有弹性,将具象意义与抽象意义自由转换、穿插,使意象的情感色彩更为立体。(2)比喻文中写到:“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41生动而传神地写出了七巧的尖酸与刻薄。4、心理描写作者在《金锁记》中将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推向极致,细微地镂刻出人物bt的心理。那利刃般的话语产生了令人惊奇的艺术效果。(1)运用动作语言暗示人物的心理(2)通过服饰、肖像展现人物内心(二)曹七巧的艺术形象:
一个卑微凄楚的女人,“麻油西施”长年的压抑(阶级压迫、性压迫)、孤独、寂寞使她愈来愈狭隘偏执,凋零变态。在黄金的枷锁下异化为金钱的奴隶、丧失人性(母性、妻性),成了可怕的畸形人,显示出疯狂的生命力和破坏性,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也将身边的人包括亲生骨肉拉来陪葬。在完成自己的丑恶悲剧中制造着亲近者的残酷的悲剧。

5、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和缺陷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体现出超人的灵性和对生活的敏感细腻,感悟深刻。因为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穿衣待人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分析她的小说特色和她独特的人生观,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以下三点表现尤为明显。

一、 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在学生时代的张爱玲这样描述生活的本质。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这些说法概括起来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

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由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时间,这几年里面却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起的哀乐都经历过了。”的确,在张爱玲的笔下,故事总那么地奇曲,总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本来认为,世钧和蔓桢会如同所有旧上海的男女一样,相识,相恋,结婚,生子,一同走过艰苦的岁月。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没那么平凡,在蔓桢与世钧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蔓桢的姐姐出现了,他们夫妇心生毒计,故事从此变了。蔓桢从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单纯少女,一个坚强的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一下变成了莫名的受害者,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打击折磨之后,她对爱情的憧憬,对生活的热情化为乌有。只有张爱玲这样的“旷世奇才”才会安排这样的悲剧情节。

曼桢不是绝世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旧象牙色的肌肤,鹅蛋脸,永远沉住一洼微笑的黑的眼。将来嫁了人也许会发胖,渐渐变得开了后门与弄堂菜贩扯着喉咙争青菜茭白价钱。这样的两个人,他们再爱都是平平淡淡的家常琐事,温和如一锅煤炉上炖着的细白小米粥,好莱坞的浓情电影模式不属于他们。让人感动叹息的地方是他们爱情的悲剧性,得不到的才珍贵!那样平凡的感情,只有化为悲剧才会有赏鉴的价值。试想世钧与曼桢如果真的一帆风顺的结了婚,反而无趣。婚前那一点薄弱的感情基础很快就在柴米油盐醋茶中消磨殆尽,永远为着无数的鸡毛蒜皮事件呕气,过个三四十年,照旧是白头偕老,沦为无数普通家庭中一员。张爱玲深谙大众心理,一支笔轻轻将他们隔开,让他们彼此对对方留住一点情,埋在心底藏起来,留作将来相见的余地。后来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事,终于重逢,曼桢把两人分开后她的遭遇,掺着无限的苦痛,讲给他听:

“那时候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见到世钧,要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他,也曾经屡次在梦中告诉他过,做到那样的梦,每回都是哭醒了的,醒来还是呜呜咽咽地流眼泪。现在她真的在这儿讲给他听了,却是用最平淡的口吻,因为已经是那么些年前的事了。”

世钧默默地听着。

“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说话。这许多年来他们觉得困惑与痛苦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内中的真相,但是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 关注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空间及生存方式

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表现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她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难以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她笔下女性形象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有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性。

《半生缘》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祖母、母亲和弟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家庭重担的,她只有去做舞女和暗娼,用青春和美丽作为生活的唯一成本。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像这样为了生计的女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随手就可拈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被称为情场上的赌徒和高级调情者,以神圣婚姻作谋生之道的实利者和庸俗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的定格典型;《连环套》中的霓喜则在出世的当时便成为“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中的不真实存在。
她们的身份——一为社会底层的小家庭女儿,一为破落世家的大户小姐,一为麻油店里的小家碧玉,一是粗俗荒蛮的广东乡下的下等养女——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命运、性情也毫无关系及雷同之处。但当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的区别,深入到更深一层时,我们却能在她们永远没有交点的各自命运的平行线中,嗅到某些类似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气息——那就是,同是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女性——不管她是小姐亦或是丫环——同是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仓促的、充满恐慌的时代, 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他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也罢、金钱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倚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意识有她自身真切的身世之感,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及其生存的一种独特体认和把握。

人们在给予那些被动地以婚姻为职业的女性过多的同情和悲悯的同时,却鄙夷地、冷酷地谴责如曼璐、流苏,称其为“女结婚员”,鄙视她们对婚姻的主动性。这种因态度的被动或主动的批评仍是一套高高在上的男性话语,他们对女性的生存进行着种种的道德评判和社会评判。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生活的牺牲者,她们或沦为娼妓,或为哥哥换亲,或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告的悲剧典型。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当时的女性,在社会动乱、女子身份低下的情况,更渴望有所依附,首先是物质的、生存的,然后也怯怯地盼望着一丝爱的亮光。可就连与张爱玲同时红于上海滩的女作家苏青这样有才气有智识的女子,在谋生之外企图谋爱却也仍是失望,她在说“没有爱”的时候,“微笑的眼睛里有种藐视的风情”。女子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谋取生存,所以她们在发现没有爱的时候不敢有丝毫的藐视,她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周围可见的一切东西,“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三、 表现女性的生存价值取向

张爱玲被誉为“旷世才女”,她的作品被广泛流传,她的生平被看作另一个“传奇”。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就像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锦缎旗袍,它的陈旧和奢华如此对立又融通地并列着,或许吸引人的就是她编织的那个精致的海上繁华梦。 当时的女性更是被时代抛在一个危险而又无奈的边缘。

在《半生缘》中,突出表现了一个与当时世情不大相适宜的人物——顾曼桢。这个女子生活在繁华都市大上海,灯红酒绿,烟花翠柳应该是比较熟悉,更何况有一个在风月场卖笑的亲姐姐。如果要让生活来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更随意一些,那么她的职业选择可以参照姐姐的。但是,顾曼桢的生活方向很坚定——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做男人的依附,更不可能成为男人的玩偶。她信心坚定,虽然对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对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艰难。

曼桢在姐姐结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得不兼职,又托人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觉得还是不行,又再兼职教书。三份工作对一个女孩子是很难的,即使没有太多的付出,单就三处奔波也是很劳累。由于世钧很爱曼桢,体谅她的难处,想为她分担,于是向曼桢求过三次婚,曼桢都给拒绝了,两次都是在曼桢的家里。难道她不爱他吗?

第一次:世钧道:“曼桢,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上次回去,我母亲也说她希望我早点结婚。” 曼桢道:“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靠家里帮忙。” 世钧道:“可是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 世钧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结婚后两个人总比一个有办法。而曼桢不原意把世钧“拖进去”,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的,再要是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就把你的前途毁了。”

第二次:曼桢去南京看望世钧,几个年轻人去清凉山玩回来,在世钧家的起坐间里,两人一面烤火,一面吃着煨荸荠,曼桢穿着世钧的“狗套头”,世钧“在口袋里摸了一会,拿出一样东西来,很腼腆的递到她面前”,原来是送她一颗通过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的红宝石粉做的戒指,男女之间送戒指,在当时的用意相当明显,就是求婚。曼桢高兴而且幸福地接受了,这颗戒指也成了他们俩两情相悦的唯一信物。

第三次:世钧已经从工厂辞职,要回南京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他想方设法赶回上海,来把这些不得已告诉曼桢。世钧道:“还是早点结婚好,老这样下去,容易发生误会的。” 曼桢道:“我们不是早已决定了吗,说再等两年。”世钧道:“其实结了婚也是一样的,你不是照样可以做事吗?” 曼桢道:“那要是——要是有了小孩子呢?孩子一多,就不能出去做事了,就得你一个人负担这两份家里的开销。那还有什么前途?”

即使是在被姐姐姐夫暗算以后,曼桢一心也只想逃出去,再好的富贵繁华也留不住她。这里尽管有她对世钧的一片痴情,不依靠男人、追求自主的思想也很重要。曼璐在妹妹遭到自己和丈夫策划的“酒后失德”之后,带着说不清的感情来看受伤的妹妹,想劝说妹妹“依”了祝鸿才,曼桢劈手把桌上一只碗拿起来往地下一扔,碗也破了,她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道:“你去告诉祝鸿才,他再来可得小心点,我有把刀在这。”当她从医院逃出去后,又找了教书的工作,母亲来劝她去做祝鸿才的姨太太,她照旧是态度坚定。即使在后面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姐姐的遗愿,违心地与祝鸿才结婚,她也仍然坚持出去做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女子确实少见,用自己学来的本事养活自己,绝不依赖男人。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在张爱玲的散文《谈女人》中,这样写道:“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可见,张爱玲是谴责男权社会的。书中处处有对人生无奈的讽刺与苦笑。如果当初曼桢没有自力更生的想法,只是想到结婚后就可以靠男人生活,减轻自己的负担,那么故事可能就不会如此的以悲剧情节发展,也正是自尊自强的曼桢在表现自己生存价值取向在男权社会发生悲剧的缘由。悲剧的背后,我们仿佛能听见张爱玲这位有着孤零身世的“旷世才女”冷丁丁的一粒粒笑声。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虽然这些女性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在威胁着她们。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想成为人家的太太或姨太太甚至情妇,总之是想找一个生活的依靠;二是在成为太太之后,仍然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着,或变本加厉地抓钱,或无可奈何地在平淡的生活中苦熬着。曼璐正是这样的人物形象,而曼桢却成了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特别的典型。

实质上,读张爱玲的作品翻来覆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情绪,作品中表现的正是她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她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的女作家。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不论是《半生缘》、《金锁计》、《倾城之恋》、《沉香屑》,还是《传奇》、《流言》任何一部作品,张爱玲都仿佛站在人世的云霄间用她淡淡的眼神藐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人情冷暖,让后人永远的去想念她的容颜、咀嚼她的思想。

6、论述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韵味与艺术价值。

一、张小说的意象:层出不穷,新颖别致,富于弹性阅读《传奇》,人们最初得到的审美愉悦,也许来自小说中层出不穷的意象。一个个意象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他们为读者带来了一个生动的感性世界,而意象的新颖别致、不落窠臼又不断给人以新奇之感。心理学家指出,意象作为感受上知觉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可以有触觉的意象、听觉的意象等等。张爱玲不仅善于制造视觉意象,其他各种意象她也能写得同样生动鲜明。她的特长更在于,她经常将各种感官印象贯通,打成一片,使意象更为新奇,更富于弹性。张爱玲的意象经常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一段文字就如同一幅画:在张爱玲小说里,颜色可以转化为声音,触觉可以转化为听觉。月光的凄清可以像笛声一样呜呜咽咽(《沉香屑:第二炉香》),树叶剪影的零落颤动可以像不成腔的一串小音符,发出檐前铁马的叮当(《倾城之恋》)。
二、张小说的隐喻:别出心裁,不同凡响,繁复巧妙成功地使用隐喻的例子在张小说中俯拾即是,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在小说中运用如此繁复的隐喻技巧,而且在隐喻的制造上总是显得别出心裁、不同凡响,大量的隐喻散布在故事的进程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同时又将小说的题旨传达得更为含蓄隽永,从而也使小说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张爱玲在制造精巧的意象方面可谓惨淡经营,而她在选择细节、组合意象时,并非仅仅为了适合情节内容,她同时希望借助这些意象间接地评判具体情节的道德面。因而《传奇》中的许多意象往往具有双重含意,既是规定情境中的动作,又是人物处境或是人物之间关系的隐喻和象征。
三、电影手法的运用:淡入淡出、出神入化在张小说中,电影手法的运用是比较常见的,并且常常让人感觉匠心独具、出神入化。以讲故事人的身份在开篇设置一个短短的引子,制造一点气氛,并在结尾时回到讲述故事的情境,以造成首尾的呼应,这样的镜框式结构在张的小说是常见的格局,而短小的引子过去之后,张经常用电影的手法来展开故事。依靠电影化的方法,张为自己的小说配制了精巧的镜框,这个镜框就是封闭故事的氛围,开头是“淡入”,结尾是“淡出”,画面的由隐到显再到渐渐隐去,恰好吻合故事述者的情绪过程。淡入与淡出在视觉上产生的缓慢、恍惚、静谧的感觉延展了读者的思绪,使故事负载了更多的回味、追忆,这与张在风格上对含蓄的美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淡入、淡出的镜框式结构是《传奇》中很典型的结构模式。
四、心理描写与情节叙述:出入自然、和谐统一在心理描写技巧方面,张爱玲擅长的手法是暗示、侧面烘托,她追求心理描写的间接性----传统小说以形写神的手法,让动作、对话等形之于外的活动以及环境来折射人物的心理内容。因此,《传奇》中大量的动作、对话、景物等都是广义的心理描写。在追求间接效果的同时,张也不一概排斥直接呈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做法。她采用的基本上是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无论是内心的独白还是自由联想,张爱玲在运用这些技巧时总是遵守节制的原则:适可而止,绝不信笔挥洒。她不允许人物的意识泛滥到迫使故事中断,情节停滞。她靠两个方面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其一,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总是有情境上的规定性。它们总是作为对于具体事象的特定反应出现,由外部的事件生发,又被外部世界打断或是限制,因此,这些描写总是带有间接性、瞬时性的特征,十分妥帖地镶嵌在叙述结构的整体上。其二,与前面一点相联系,张在处理由外部叙述描绘进入人物内心以及由人物内心回到外部现实的转换时做得很自然。入,入得自然;出,出得自然。由外入内,由内到外,不留半点痕迹,读者不知不觉地随着作者从容自如地出入,这样,心理描写与情节叙述打成一片,保证了叙事风格的流畅、和谐、统一。
五、情节的安排与设计:舒卷自如、浑然天成张爱玲曾说:“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论写作》)为了做到真正“把自己归入到读者群中”,张爱玲在小说《十八春》中开始自觉地转向大众读者。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巧合、误会一直被当做一种有效的戏剧手法,泛而论之,它是一切叙述作品的构成因素。严肃作品和通俗作品一样,需要巧合帮忙凑趣。在《十八春》里,巧合成为故事的结构基础,从而使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如同一切通俗小说的命运一样,《十八春》虽不获艺术家的青睐,却仍有众多的读者,许多社会中下层,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读得如醉如痴,单就读者的数量而言,她的其他小说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不能不归功于其小说情节安排的独特的吸引力.

7、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现当代文学)

浅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
内容提要
]

张爱玲的小说,
表现出在那个衰颓的时代,
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
苍凉感。
她通过对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剧的描写,
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享受,

时又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痛感”。
她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非常成功,
人物的一举
一动,甚至当时的场景,都表现了心理的变化,可谓透彻准确。同时张爱玲对人
性和生命也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态度——她用站在高处的视野,
鸟瞰人间的争风吃醋,
用敏锐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
她笔下的不少人物,
都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她以一种超然甚至冷酷的笔触,
表现了决绝的生
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
带我们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
她的文字可感可触,

底而坚决。

[
关键词
]

张爱玲

小说

苍凉

女性悲剧

心理分析

意象手法

“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文的‘香港’改为‘上海’,

‘流苏’改
为‘张爱玲’,简直是天造地设”——张爱玲的老友,作家柯灵如是说。那么,
张爱玲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

张爱玲,
1920

9

30
日出生于上海,
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1943
年她成为职业作家,并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张爱玲虽
被评价为“旷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后魂断异国他乡。

张爱玲的生平让她始终不能摆脱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
哀和深刻的苍凉感,这对她小说中悲凉气氛形成了影响。

从小就受到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
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人格。
加之她
命运多舛,导致了她的性格也极其矛盾: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却一生多孤独,还
骄傲的声称自己不过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她的文字悲天悯人、
通情达理,

她本人却孤僻寡情、与世隔绝、我行我素;她将生活艺术化和享乐化,但文字中
却充满了悲凉和贵族没落、世事沧桑、处境逼仄„„,因此不论她得人生,还是
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悲伤,和难以把握的失落的凄凉。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
家庭伦理为题材,
她以清贞决绝
的生活态度,
苍凉华丽的视野,
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
凄绝的笔调,
奇妙的意象,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苍凉的传奇。
男女主人翁爱与恨的交织,
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恒
久主题。
她把自己对时代的内心焦灼,
投影到自己的小说中,
营造了苍凉的艺术
氛围和人物心境,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悲哀和苍凉感。

一、独特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

张爱玲独到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一直在打动读者的心。
她的文字,
用优美
畅达、厚积薄发、传神精准、流畅自然来形容,毫不为过。她的作品中,随处可
见新颖别致的比喻和生动传神的描写,对人物的外形和心理刻绘也细致入微。

语言上看,张爱玲的用词时而富丽堂皇、时而耐人寻味、时而干净利落、时
而深刻精辟、
时而曲折婉转,
但都摆脱不了悲哀和琐碎的调子。
表现出巧妙的特
点。

来看看如下这些片断,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
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
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
《红玫瑰与
白玫瑰》

《茉莉香片》
开篇第一段话:
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
也许是太苦了一点。
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
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
悲哀的城。
1

《沉香屑——第一炉香》
开篇: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
点上一
炉沉香屑,
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
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
我的故事也该
完了。

“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
传庆可不敢揣想。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
笼子里的鸟,
开了笼,
还会飞出来。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
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红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
上。”

——《茉莉香片》

“她看了看了表,
一种失败的预感,
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
阴凉地在腿肚子
上悄悄地往上爬。”

——《色戒》

“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
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
种种非议与嘲笑也
都冷了下了。
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
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
至少在
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
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
难得有两次他向朋
友诉苦,
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了一番说:
‘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
关起门来就
是一桌麻将。’”——《五四遗事》

从以上几段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看出,
张爱玲的作品,
字里行间透着一个作家
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通过她娴熟连贯的文字,展现了出来。

二、畸形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悲剧。

张爱玲对笔下的女性着色非常苍凉,
她们人格和心灵被扭曲着、
撕裂着,

疮百孔、
残缺不全的人伦情感,
表现出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与道德心理,

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无奈与悲凉。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
站在女性的角度,
用她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
表现力,
来审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女人在小的家庭环境中的沉浮。
她们对生活
的困窘、不安、琐碎、挫折感到厌倦却又无可奈何,挖掘了女性在历史中遭受的
精神和文化的双重扭曲。
展现了女性全部的弱点,
反馈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
心理,
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
抒写了深刻而
直白的、
饱含着悲剧美的生命之沉痛。
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封
建意识形态中的、
卑微可怜而平凡庸俗的小角色,
无论怎样挣扎都走不出自己既
定的命运。

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原来是一个新女性了,可是她
不愿意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把上学当作嫁入豪门的资本。
在不正经的姑母的栽培
下,
葛薇龙为了金钱和享乐而背弃了传统道德,
最终成为了一个“家养的妓女”。
正是对欲望的无尽追逐,才使得她的人性扭曲。作品最后写道:“从此以后,薇
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
不是替乔琪弄钱,
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又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
被傅雷誉为“我国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出身小户人家的曹七巧,为了攀附权贵,做了姜家的二少奶奶,门户的不匹配,
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
使她得不到爱与尊重,
受尽了凌辱和践踏,
成为封建婚姻
的牺牲品。
而她又把自己受尽的折磨,
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子女身上,
亲手扼杀了
子女的幸福。
她知道周围的人恨她,
但是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
在绝路上越
走越远。最终她绝望和压抑,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在挣扎中扭曲了人格,变得疯
狂狠毒。
曹七巧的是无奈的,
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
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金锁记》也成为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典范之作。

曹七巧、
葛薇龙等人,
她们的处境不只是荒凉,
更是一种恐惧和无限惨烈的
悲凉。
读者能切身感受她们生活的没落和乱世的沧凉,
并且过目不忘。
这些女性
形象,
大多缺乏独立意识,
她们找不到躲避不幸的港湾,
又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
物,
人性的矛盾让她们成了被命运拖着走的女人。
她们出于对世态和生计的无奈,
不得不为谋生而谋爱,
费尽心机做出艰苦卓绝努力,
却只是为一个人类最原始的
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张爱玲小说带着对现代都市生活悲剧意味的思考,

其荒凉孤凄的生命感受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与文化困境中普遍的病态人生,
使
我们感觉到为“理想”而牺牲“现实”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残酷和浓厚。

三、小说中对人物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充满灵性心理刻画。

虽说文字表达的精当,
对意象扑捉的精妙,
用情节推进来烘托人物心理是张
爱玲的特色,
但独特的、
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
更让她
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回味无穷。
张爱玲十分擅长对心理的剖析和描写,
她的作
品的文字,
能根据故事的进展,
立刻营造出相搭配的气氛。
因此有人形容她的小
说是“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她的文章里,
并没有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析,
也没有连
篇累牍的心理活动赘述,
而是利用人物自然流露出的动作和语言,
即刻勾勒出人
物的心理状态,
同时营造了苍凉的气氛和风格,
可见她过人的高超洞察力和描写
力,她刻画人物心理的深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作家。比如: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
得意至极,
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
静静的笑从
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红玫瑰与白玫瑰》

“她没作声。
提起了芷琪,
她始终默无一言,
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
然是作为朋友来看。
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
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

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
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
上车去了。
”——
《同学少年都不贱》

“他的眼睛遇到了她的眼睛,
眼光微微颤动了一下,
望到别处去了。
”——
《五四遗事》

“他的心狂跳着,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他立刻明白
了她的意思。她想写信给他,但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五四
遗事》

“想必他拣中这一家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
又门临交通要道,
真是碰见人
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色·戒》

她的小说,在刻画人物的心理上,可谓出神入化,非常成功。她不仅擅长运
用心理分析,
还擅长通过心理分析,
在每个细节上,
都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和变
化,并从中揭示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了社会深度。

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
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
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

《五
四遗事》
中的密斯范,
本来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
她可以像所有的年轻女孩一
样,
去享受爱情,
做快乐又可爱的女人。
但她的前进思维导致她不介意做有妇之
夫“罗”的女友,加之爱情道路上的起落和对男主人翁越来越强烈的爱意和情
欲,
导致她和另外两个女人最终成为畸形“四角”婚姻的牺牲品,
而人生也越来
越散淡凋零。
故事的痛楚,
被转化成字里行间无尽的苍凉,
作品因而具有了现实
意义和历史感。

由此可见,
张爱玲的小说善于挖掘潜意识的、
变态的心理,
描写出现代节奏
下深层的悲凉。
不仅以上几篇,
看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
她笔下人物几乎没有
心理健全的,大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畸变心理。

四、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意象是指有着色彩、光泽、声音的物象形态,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的意
蕴。
在封建家庭和西洋文化的双重熏陶下,
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呈现出中国古典小
说的神韵,
更融入了现代西洋小说的精髓,
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
张爱玲善
于运用意象手法,她营造的意象,既有不厌其烦的对于传统意象的袭旧和继承,
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等,呈现出具
体的形态。

“月亮”在张爱玲在小说中,
就作为意向被不断的提到。
光在
《金锁记》
中,
月亮一词就被反复用了
9
次之多。比如:

“三十年前的上海,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我们也许没能赶上三十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晕,
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
泪珠,
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
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

“或欢悦或凄凉的月亮。”

“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
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
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
是面具底下的
眼睛”。

就连小说的结尾也是用“三十年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
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除了月亮之外,还比较常见的意向是“镜子”。比如《金锁记》中“风从窗
子里进来,
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磕托磕托敲着墙。
七巧
双手按住了镜子。
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
依旧在风中来回
荡漾着,
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这里不仅用镜子意象来表现七巧的幻觉,

用了最简洁的手法将故事串联在一起,叙述、暗示,对比不同性质的关系。

其他意向手法还出现在:

“像拉过来又拉过去带有凄怨色彩的苍凉的胡琴”——

《倾城之恋》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的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
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
莉香片》

还有描写被隔离的孤独的人,
向往自己内心过程中带来的自审与自省。
她与
外人沟通不了的情况恰似她得的便秘症一样,
本应该向外发泄的情感垃圾堆积在
肠子里,被堵住了。这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
室里一坐坐上几个钟头„„,
只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
生了根。
她低头
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
也改变,
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
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
有时候
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的,撇出鱼
尾纹。”意象分别是“希腊石像的眼睛”和“邪教神佛的眼睛”。

张爱玲以其独特笔调,
奇异的意向,
为读者“淡妆浓抹”的营造了一个光怪
陆离的艺术殿堂,
完成了她小说中意象世界的建构,
使她的小说显出神奇的艺术
魅力。这些意向,要么作为触发的契机,要么唤醒身在乱世的人的或沉痛。一个
简单的意象所传达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
容颜的更改,
更多的是人物在这其间
这是我在百度文库里面给你粘贴来得一部分答案,你具体可以自己看一下。

与如何理解张爱玲小说中的雅与俗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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