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章回小说的语言特色
这一类开头类似于话本小说的入话、头回。小说开篇先有一首或几首诗词，有的小说在诗词议论之后，再叙述一段或几段与小说正文相类或相反的故事，从而引出小说正文。更多的小说并未注明引首，而是直接用诗词议论开头，我们也将其归入此类。以诗词议论开篇是绝大多数章回小说惯用的手法，这是受话本小说入话的影响。诗词议论可以点明主题，概括全文的大意；可以烘托某种情绪，抒发一定的感慨；也可以论说作品主旨，进行劝诫。
引首类开头中的叙事部分，往往是与正文内容不相干的小故事，仅因其题旨与正文相似，其功能都是为了引起正文，称其为引子，再恰当不过。尽管绝大多数引首的性质同话本小说入话、头回的性质相同，但明人用引首而不用话本现成的体制名词入话、头回称呼它，体现了明人试图建立章回小说体制思想的初步尝试。 黑暗的封建专制和污浊的社会现实构成了章回小说人格悲剧最为本质的社会根源。这一点正如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评价《水浒传》时所言：
《水浒》，愤书也。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愤大臣之覆鐷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愤世风之贪，而许宋江之疏财；愤人情之悍，而许宋江之谦和；愤强邻之启疆，而许宋江之征辽。（注：曾祖荫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这种个体人格思想在贾宝玉这一形象上得到最为突出的体现。在这个时代的先行者身上，“重情不重礼”，“一味的随心所欲”，构成了贾宝玉价值人格的核心。这种价值人格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形成了贾宝玉以反对“男尊女卑”，否定封建等级观念，主张人格平等的人格理想；体现在人生道路上，形成了贾宝玉厌恶贵族生活，蔑视仕途经济，追求自由生活的人格理想；体现在婚姻观念上，形成了贾宝玉以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婚姻观念与婚姻制度，强调自主婚姻的人格理想。贾宝玉的个体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导致和封建道学人生的冲突。贾宝玉和贾政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冲突的直接体现。在《红楼梦》中的贾政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正统的道学人生。作品的第二回就借冷子兴之口介绍说：“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作为官僚，他“居官更加勤慎”，“人品端方，风声清肃”；作为家长，他“训子有方，治家有法”；更重要的是，“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也讲究”。贾政的人生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设计的正统的道学人生，而作为两种不同价值人生冲突的结果，贾宝玉的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结局，宝黛爱情悲剧和宝玉中举出家就是这种结局的具体表现。而《红楼梦》正是通过贾宝玉人格的悲剧和理想的毁灭，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道学人生对个体人格的窒息与扼杀，作品的封建伦理批判意义也在这里得到深刻的体现。
2、...在现代如何评价《三言二拍》这类小说的文学价值?
三言二拍是明代著名的拟话本系列，其在文学界的地位堪与《金瓶梅》相媲美，而且它和《金瓶梅》 一样，由于其中的色情描写，长期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 》合称“三言”，其作者为明朝冯梦龙。《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其作者为明朝凌蒙初。由于“三言”和“二拍”编著年代相近，内容形式类似，后人将其合称为《三言二拍》，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三言二拍”在通俗文学界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反映明代生活的最著名的作品。它的语言通 俗易懂，故事曲折生动，描写准确有力，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完美结合，在古今中外备受瞩目。三言二拍"中许多故事都广为人知，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包公断奇案》、《错配鸳鸯》、《罗衫恩仇记》等。 作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警世通言》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与早期的“话本”相 比较，《警世通言》在语言、文体和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语言，改变了过去书面语与口头语分离的状况，完全采用通俗、晓畅的白话，力避文白间杂，风格趋于统一。《醒世恒言》所收录的多是成熟的话本小说，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和先前同类作品相比，在写作技 巧方面有显著的提高。话本小说原是说书的底本，故事性强，以情节取胜。《醒世恒言》继承话本小说的这种传统，并且又有新的发展。作品的多数故事不是直线展开，而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以其曲折多变而引人入胜。终于看完冯梦龙“三言”里的《警世通言》，感觉还蛮不错。里面有很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其中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相识相知的故事、王安石变法、包公断冤、白蛇传、唐百虎点秋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更多的是以婚姻为主题的篇章，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该书的主流思想是扬善惩恶，多方面的反映了宋明时期的社会生活，不但写尽了世态人情，更是对市井细民投以浓墨重彩的描绘，并打破传统，对虚伪的道德观念予以彻底颠覆，提倡个性解放，在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上取得了双重突破。书中妙语连珠，有很多短句都富有生活哲理。
3、像一切古代文学遗产一样三言二拍既寓有民主进步的精华也含有封建落后的糟粕
中国话本小说普遍存在因果报应思想，这种观念不仅来
自佛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上自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普遍具有的社会
存在。反映在话本小说中一方面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
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利用话本小说的独特形式，以说话人身份穿插议
论评述，经文人染指后更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结
合在一起。话本小说果报观念宣扬了鬼神迷信思想，让受压迫群众安于
现状不思反抗；在艺术上使作品容易流于人物塑造类型化，结构公式化
的弊端。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思想，表达
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理想愿望。
【关键词】 话本小说 因果报应
＊ ＊ ＊
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我国的话本小说——即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便
会发现，从辑结成集的第一部早期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到被称为
我国最后一部话本小说集《跻春台》，可以说没有一部作品没有“因果
报应”的劝诫与说教。以至于它径直被称为“因果报应之书”（《娱目
醒心编·序》），“劝善惩恶之书”（《跻春台·序》）。可以说这已
成为中国话本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色。这种观念的存在如此普遍，这种
思想延续的时间如此之长，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格外的重视。
一
中国的话本小说为什么如此普遍地存在着“因果报应”观念呢？
“因果报应”说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但在我国，这种思想却不仅出
自佛教。我国的传统观念里就有类似的思想。“报”和“报应”的思想
最迟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了。《易·传》“文言”中就有“积善之家，必
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话。这是话本小说作家所经常引用
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了“结草”的故事：晋大夫魏颗不从父
亲病中的乱命，在父亲死后，嫁了父妾。后魏颗在辅氏之役大败秦师，
生擒杜回，就因为父妾的父亲在冥中报恩，结草绊倒了杜回。所以此后
“结草”便成为死后报恩的代名词。李贤注《后汉书·杨震传》又记载
了“衔环”的故事。说杨震之父杨宝在九岁时救了阴山下的一只黄雀。
后来这只黄雀化为黄衣童子给他白环四枚，使杨宝子孙皆成显贵。“结
草”、“衔环”的故事在世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报”和“报应”
的思想早已成为我国的一个传统观念了。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因果报应”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开始在我
国社会上广泛传播。东晋名僧慧远更结合我国上述的传统观念，写出了
《三报论》、《明报应论》等著作，完整、系统地阐发了佛教“因果报
应”理论，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慧远的“因果报应”说把主
宰因果报应的力量归于个人行为的善恶。一方面他说现实生活中的一切
都有“定数”，今世之报是前世作业的结果。实质是论证了现实存在的
合理性。对统治者有利，当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而另一方面，社会下
层的老百姓受现实社会迫害甚深，没有出路，既对现实怀有恐惧，便对
“来世”寄托以幸福的希望，因此这一观念便极易深入人心。
以善为本，美善相兼，更是我国文艺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孔子评
《诗》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
·为政》）“思无邪”就是离不开善的准则。孔子评《韶》又说：“尽
善尽美也。”而评《武》则云：“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在他看来，只“尽美”是不够的，“尽善”、“尽美”才算达到艺术的
最高境界。这种思想，作为我国文艺的正统思想，必然要给小说以巨大
的影响。
就话本小说这一文体而言，它源于“说话”。“说话”兴起于唐代，
那是个佛教盛行的时代，为了宣扬佛教经义，不仅有面对僧众的“僧讲”
，也出现了面对俗人的“俗讲”。于是出现了“变文”。“说话”与话
本受讲经、变文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话本既在形式上接受了佛教讲经
的影响，那么它在思想上接受佛教经义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从某种程度
上说，话本小说中充斥着的“因果报应”观念，就是佛教经义的世俗化。
鲁迅在谈到话本的产生时说：“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
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1]可以说宋元话本的主旨便是“因果报
应”的劝诫，即所谓“劝善”。所以凌méng＠①初编撰《拍案惊奇》
，尚在《凡例》中强调指出：“是编主于劝诫，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
在《二刻拍案惊奇》第12卷“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的入话中，他又以说书人的身分说：“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
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
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里也明确指出话本小说以“因果”“劝
善”为主旨。
总之，这种观念是我国古代社会上自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普遍
具有一种相当广泛的社会存在。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我们也可以从相反
的角度，从宣扬果报思想的话本小说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得到印证。我
国文人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美善相兼、善福祸淫的观念是他
们思想中所固有的，而且又有相当多的文人，特别是接近下层民众的话
本小说作家，同时也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作家的这种观念当然要在
作品中表现，话本小说以一般民众为读者对象，他们更愿意接受这种观
念。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作家与读者的这种契合，也正是话本小说中“
因果报应”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
二
要正确认识我国话本小说中存在的“因果报应”观念，就必须了解
这种存在的实际情况。
首先，这种存在的普遍性是有目共睹的。《清平山堂话本》有一篇
题目便叫《阴＠②积善》，该篇结尾，作者对所叙故事作出评论说：
“正是：积善有善报，作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跻春台》卷首有光绪己亥(1899)铜山林有仁序，称：“
中邑刘君省三，隐君子也。杜门不出，独著劝善惩恶之书，名曰《跻春
台》。”其作品40篇，无论何种题材，怎样故事，源自何处，作者都要
把它改编成劝惩之作，而于篇后一一点明善恶有报的结果。
从明至清，我们历数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集，如“三言”、“二拍”
、《型世言》、《石点头》、《西湖二集》、《鼓掌绝尘》、《鸳鸯针》
、《贪欢报》、《清夜钟》、《人中画》、《醉醒石》、《云仙笑》、
《照世杯》、《五色石》、《八洞天》、《娱目醒心编》以至《无声戏》
、《豆棚闲话》等等，可以说没有一部没有“因果报应”的说教。值得
注意的是，不仅《娱目醒心编》那样思想内容陈腐的作品存在这种观念，
即或思想内容比较进步的作品也明显地存在着这种观念。如“三言”、
《豆棚闲话》。《豆棚闲话》惯为反论，有些故事抨击、讽刺了投靠清
廷的明朝士大夫，批判了明末吏治的腐败，世风日下，人情“浇薄”。
然而它也有不少篇章宣扬了“果报”思想。如第4则《藩伯子破产兴家》
开篇从种豆引出做人说：“再没有小时放辟邪侈，后来有收成结果的，
也没有祖宗引势作恶，子孙得长远受用的。古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分明见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根，积得一分阴＠②，才得一分享
用，人若不说明白，那个晓得这个道理？……”第11则《党都司死枭生
首》以明末乱世为背景，也是写阴阳果报之事。叙党都司竟死后复活，
砍下仇人首级后，僵立之尸才仆倒在地。篇后总评云：“至于奸淫、忠
义，到底自有果报……即死断生颅之举，天之报施忠佞，果若是其不爽
耶！”
其次，我们还应注意到这种观念在话本小说中的“双重存在”。所
谓“双重存在”即一方面从作品的整体构思来说，就是以果报思想作为
它整体构思的基础。另一方面作者又利用话本小说的独特形式，以说话
人的身份，在入话、篇末或中间的穿插中随时加以评述、议论。具有这
种“双重存在”的作品，在话本小说之中并不少见。如《拍案惊奇》卷
20《李克让竟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卷30《王大使威行部下，李
参军冤报生前》，《二刻拍案惊奇》卷11《满少卿饥附饱扬，焦文姬生
仇死报》，《云仙笑》第5册《张昌伯厚德免奇冤》，《人中画》之《
自作孽》、《终有报》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三，文人染指之后，话本小说中这种“果报”观念更得到了加强。
可以冯梦龙编撰“三言”为例。《警世通言》卷33《乔彦杰一妾破家》
是据《清平山堂话本·雨窗集》中的一篇元代话本《错认尸》改编的。
略谓：杭商乔彦杰在南京买回一妾，后又去东京经商，其妾在家与佣工
小二私通，小二又奸污了乔女玉秀。乔之妻、妾便杀死小二，沉入湖中。
不久，沉尸泛起，被王酒酒认出，因向乔妻勒索不获，告到当官。乔之
妻、妾、女皆毙于狱。乔回杭后亦投湖自尽。原作恶人王酒酒并未得到
恶报，冯梦龙则在结尾加了二百余字，让乔彦杰把王酒酒活捉了去，以
显“天理之必然”。《古今小说》第一篇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的关于珍珠
衫的故事。它是据20年前的一篇文言小说改写的。原文在正文之后以“
或曰”的形式补写了一段传闻，说诱奸者遭劫病死，商人休妻后又无意
中娶了诱奸者之正妻。冯梦龙把这段传闻也写进了正文，以完成“果报
不爽”的主题。
冯梦龙编撰“三言”尚且如此，至于明人的拟作末流，就更有过之
而无不及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
意则在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告诫连篇，喧而夺主，
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2]
三
倘能较为深入地研究作品的实际情况，便会发现：中国话本小说中
既有因果报应的劝诫，也有诸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封建伦理道德
的说教。两者虽然有时也相互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应该加以区别。
这对我们深入认识这一文体的特征与发展、变化都是有益的。
正如前文所引鲁迅先生的话，俗文之兴，本有其“娱心”的目的。
所以早期的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其六集之名便为《雨窗》、《长灯》
、《随航》、《歌枕》、《解闲》、《醒梦》，可见意在消遣娱乐。篇
中虽也有“因果报应”的说教，也比较简略。至冯梦龙编撰“三言”，
题名为《喻世》、《警世》、《醒世》，可见其编撰目的就是为了教化。
这是因为做为一个封建文人，冯梦龙接受了重教化的传统文艺思想的影
响。他在编撰“三言”的时候，劝诫说教得到了加强。但“三言”120
篇作品大半改编自宋元旧篇，如前文所述他也只能在作品原有的基础上
强化，加之冯氏本人又是文人中的浪子，李贽的信徒，接受了市民思想
的影响，所以冯氏所强调的无非是区别善恶的因果说教，基本上没有三
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封建伦理道德的训诫。近年在韩国发现的《型世
言》则有所不同。书名《型世言》虽可看出也是受了“三言”的影响，
但“三言”的《喻世》、《警世》、《醒世》明显地是从反面警策，而
《型世言》据评者揭示是“树型今世”之意，是从正面的引导。一个重
在批判，一个重在颂扬，二者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型世言》写了许多
于史有证的忠、教、节、义故事。第一回的回目便是《烈士不背君，贞
女不辱父》写的便是“可为世型”的“忠臣、烈女、义士”——封建道
德的典范。据不完全统计，《型世言》40篇作品中，这类作品就有近20
篇。所以《型世言》中充斥着的是纲常伦理、封建道德的说教，“因果
报应”的劝诫倒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了。
“三言”刊刻于明天启间（1624、1627年），据考证《型世言》刊
刻于明崇祯四、五年（1631、1632年），大体上与“三言”同时。它们
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令人深思。“三言”与《型世言》是两种不同
类型的话本小说。自明迄清，在文人的拟作之中这两种类型的作品都有。
前一种如酌元亭主人的《照世杯》，李渔的《无声戏》，艾衲居士的《
豆棚闲话》等等。《照世杯》之“照世”，可以说与“三言”之“喻世”
、“警世”、“醒世”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烛幽索隐”，揭露社会的
黑暗，人情的“浇薄”，全无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无声戏》之名，
也可见作者李渔创作小说“娱心”的目的。作品不仅毫无封建纲常伦理
的说教，在谈因果的同时，更强调人的作为，如第3回《改八字苦尽甘
来》通篇说命，而写的却是老星家“戏改”了八字，使一个穷奴隶蒋成
陡然富贵起来的故事。可见李渔是不信命的。第4回《失千金福因祸至》
写秦世良、秦世芳二人貌同命不同。但后来二人都成了财主。这也是李
渔不信命的自白。八字自然改不得，相面也信不得。关键在人为。八字
不好多做好事也有好运，相貌不济多积“阴＠②”也有好命。《豆棚
闲话》更“莽将二十一史掀翻”，把众所熟知的——甚至升华为一种道
德思想典范的故事，加以改造表现了相反的思想。如第一则把一个家喻
户晓忠孝贤达的典范介子推，写成个渴望荣华富贵，却又懦弱无能的猥
琐小人；第二则把范蠡携西施功成身退的美丽传说，写成了水葬西施的
血淋淋的悲剧；第七则把高风亮节的叔齐写成不堪忍受饥饿，竟弃兄下
山谋取功名的变节分子……艾衲之所以选取这些儒家的偶像人物为题材，
就是要以世风的“典范”为的，来撕开它的虚伪、欺诈与卑鄙。
当然，在明清话本小说中，像《型世言》那样以纲常伦理、忠孝节
义为内容的作品更多。成书在崇祯间的《石点头》，清康熙末或雍正初
的《五色石》、《八洞天》更以多半篇幅表现封建伦理道德。甚至有些
篇的命题就直接出自儒家经典。至乾隆间被郑振铎称为中国最后一部创
作话本集的《娱目醒心编》更“几乎上没有一篇不是劝忠说教的腐语”
[3]。
所以我以为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话本小说的夭亡是崇尚教化，或者说
是教化至上的结果，是不够确切的。话本小说中之所谓“教化”，亦即
所谓“说教”与“劝诫”，是既有“因果报应”的劝惩，又有封建伦理
道德的说教的。确切地说话本小说的夭亡并不是因为存在“因果报应”
观念，而是沦为封建伦理道德工具的结果。
四
我们应如何认识与评价中国话本小说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呢？
毋庸讳言，它的消极、落后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宣扬了鬼神
迷信思想，更让受压迫的下层群众安于现状，寄希望于虚无飘渺的“来
世”，不思斗争与反抗，无异于是一剂精神上的鸦片。
浓重的“果报”观念，在艺术上也给话本小说带来了很大弊病。它
使人物塑造容易流于“类型化”，形成“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
的局面。缺少对人物心灵的全面深刻的展示。在惩恶扬善指导思想的支
配下，也容易使作品的结构公式化，几乎篇篇作品都是“大团圆”的结
局。明明是个悲剧，也要人为地调和矛盾，加个光明的尾巴。
然而它存在的普遍性和其存在延续的时间之长又证明它的存在正是
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三言”、“二拍”等具有较为浓重的“果报”思
想的作品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现实又说明了它存在的价值。抛去封建迷
信的外壳，在“果报”思想中也的确包含着因果关系在逻辑上、理论上
的合理因素。因此，对这种观念，我们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笔抹
煞。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思想，表达了广
大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理想和愿望。惩恶，则对现实社会的黑暗与
不平必有所揭露和抨击，所以有不少话本小说虽然有喋喋不休的“因果
报应”的说教，其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却是相当深刻的。也正因如此，面
对当时人情“浇薄”、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这种观念对一般的社会群
众也确有警策作用，教育作用，鼓励善行，唤省奸回。
第二，明中叶以来，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正处于一个大裂变、
大转折的时期。随着王学左派的兴起，统治中国多年的程朱理学开始动
摇。在市民阶层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
“因果报应”在客观上起到了为树立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张目，为新道
德的重构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在我国话本小说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市民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反对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尊重妇女的人权。当这
种观念与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因果报应”便成了话
本小说中所描写的青年男女幽期密约、私订终身，争取自由爱情的一种
“调和剂”，或者说是“挡箭牌”。如《醒世恒言》卷28《吴衙内邻舟
赴约》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宋神宗年间，长沙通判吴度乘船赴任，
遇风在江州暂歇，巧遇荆州司户贺章，也在此避风，两舟相连，吴度之
子吴彦与贺章之女秀娥相爱，经赠诗致意后，吴彦至邻舟赴约，成其好
事。天明时两船都已解缆开行，吴彦只好躲在床下。数日后，事情败露，
秀娥父母看吴彦“才貌兼全”，便略加责备，放他回去。后吴家发下聘
礼，吴彦科举高中，择吉迎娶秀娥完婚。这个故事写青年男女私相欢会，
大悖封建礼教。所以正话开篇之前，作者便以说话人的身份辩解道：“
说话的，依你说，古来才子佳人，往往私谐欢好，后来夫荣妻贵，反成
美谈，天公大算盘，如何又差错了？看官有所不知，大凡行奸卖俏，坏
人终身名节，其过非小，若是五百年前合为夫妇，月下老赤绳索足，不
论幽期明配，总是前缘判定，不亏行止”。再比如市民阶层是极重视友
谊与信义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他们同样身受地主豪绅与封建官府的欺
压，迫害，就特别需要彼此的关怀与帮助，商业的往来也以信义为第一
要义。这正是他们的生活和事业所需要的道德观念。所以话本小说中有
不少表现友谊与信义的作品，从多方面描写了背信弃义的行为如何遭到
“恶报”，而恪守信义又如何得到美满的结局。如《警世通言》卷5《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卷25《桂员外穷途忏悔》，《醒世恒言》卷18《
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等，都是这类作品。
第三，在艺术上，“果报”观念给话本小说带来的也并非完全是负
面影响。它虽然容易使所塑造的人物“类型化”，但由于“善恶有报”
却能够增强人物的“道德力量”，对封建社会相信“果报”之说的广大
社会群众来说，就能产生比较大的道德感染力与批判力。
“因果报应”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在我国至迟唐宋以后就已不只
是一种宗教的教义，一种传统的思想，或是我国文艺崇尚教化的一种表
现了。在众多人的心目中，它已经成为对自己命运认识的一种思想观念。
我觉得在人类尚不能完全认识自己的时候，这种观念就会是社会的一种
存在。也就势必会表现在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
中来。它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之中，又岂止是话
本小说而已。如早至宋元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到明清的长篇小
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隋唐演义》等等，就都是以“果报”
观念为其构思的框架，可见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因果
报应”观念的研究是何等重要！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足
够的重视。
4、话本小说怎么样?
是非常历史悠久的古代中国小说体裁名。属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流行于宋元时期，又称宋元话本。
话本，意思是说话的底本，又叫说话、词话，自宋代开始流行说书的娱乐形式，其内容为说书人讲唱各种题材类型的故事，其讲唱内容的底本，即称为“话本”。话本也可以阅读，相当于21世纪的小说。
话本分类：
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
宋代的讲史话本有《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这些话本以正史为主要依据，但也采入一些传说、异闻等，同时也不免虚构，以增强吸引力。它们的情节往往较曲折，篇幅较长。元明清的历史小说正是由此演变而成的。
以上内容参考 网络—话本小说
5、小说话本有哪些艺术特色？
小说话本除了保存着“说话”伎艺所特有的体制以外，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情节曲折，故事性强，是小说话本的突出特点。小说话本极重故事情节安排，在展叙故事时，努力做到有层次的介绍，并随时有意地为以后情节的发展进行铺垫，使情节发展自然而又井井有序，尽管头绪繁多，却能将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善于使用伏笔，造成悬念，增加情节的曲折性，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其次，运用生动的白话口语叙事状物，是小说话本的另一特色。小说话本中许多优秀的篇章，都成功地做到了用白话来描写社会日常生活，叙述骇人听闻的奇闻逸事，并用以抒发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它第一次用白话文来描写叙述社会日常生活，对当时社会上的人情世态，做出生动的描绘。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在这方面的成就都很出色。
再次，小说话本也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并善于通过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物言行等的细致刻画来表现人物，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具有个性的人物，如《错斩崔宁》中的刘贵陈二姐等。
话本小说在故事结构、人物刻划上的这些特点，表现了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唐传奇又前进了一大步，开始趋向成熟。
6、唐代话本小说有哪些艺术特色？
唐代话本小说在情节结构、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方面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已显示出一定的艺术特色。
《叶净能话》描写叶净能降伏岳神、送还张令妻事，同《太平广记》卷三七八的“李主簿妻”条；叶净能智斩妖狐，巧救康太清女事，同《朝野高搭佥载》卷三的“凌空观叶道士咒刀”条；叶净能蜀川观灯事，同《幽怪录》“广陵观灯”条；叶净能与唐玄宗畅游月宫事，同《龙城录》记“唐明皇梦游广寒宫”条等，皆有因袭之迹可寻。但是，《叶净能话》作者充分利用说话铺陈叙事的特点，集一系列小故事于一篇，把叶净能刻划成一位“绝古超今、化穷无烂念极”的道者。作者在描述这些奇异故事时，不是作松散的组饥念困合，而是利用唐明皇“倾心好道，专意求仙”、“频诏净能于大内顾问”、“净能时时进法”为主线，把它们一个个串联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作者叙述这些故事时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利用生动的细节描写，错综的矛盾冲突，把一些小故事写得娓娓动听，并逐渐糅合进叶净能“造化须移则移，乾坤要止则止”的道教法力之中，产生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7、唐代话本小说反映了什么问题？
唐代话本小说主要见于敦煌写本，有的残损严重，甚至难以卒读。仅就残存内容来看，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强烈谴责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们灵魂深处的丑恶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人们的理想、意愿和要求。但是，其中也有某些消极落后的思想内容，或鼓吹封建的“忠孝”观念，或宣扬佛经教义的迷信思想，或夸张虚无缥渺，神奇怪诞的情节，往往起到消蚀人们斗志，维护封建秩序的作用，因此，对具体作品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8、你对古代白话文小说的认识
1、在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中，大多描写了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的普通感情，尤其突出了妇女形象泼辣、勇敢的性格。
2、公案类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了官场的黑暗，鞭挞了堕落的世风，为民间的冤案鸣不平。
宋元话本小说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叙述，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文体的正式出现，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话本小说在故事结构上更注重情节的曲折动人，在人物刻画上更讲究细节真实的心理描写，为后代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9、如何评价中西小说的异同？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
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
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
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芹哗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
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
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
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
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
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
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
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灶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
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
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
2、原因分析
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
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
二隐首让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
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
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
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
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
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
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
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
（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
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
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
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
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
《三国演义》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成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
2、原因探析
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
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
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
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
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
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
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
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
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
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